1955年1月19日，台北。

凌晨四点十七分，雨水打在明星咖啡馆的红色招牌上，把“咖啡”两个字淋得模糊不清。

三天前，台湾全岛的报纸同时刊出“海燕通缉令”。

通缉令上写着：银元五万元，悬赏中共王牌情报员“海燕”。凡是能提供线索者，一律重赏；凡是胆敢藏匿、协助者，视同通敌。

五万银元。

足以买下半条延平南路，也足以让任何一个普通台湾家庭衣食无忧几十年。

然而此刻，在咖啡馆后院那间半埋在地下的储藏室里，林默涵正趴在一张破木桌上，用磨碎的咖啡渣发电报。

储藏室不过五六个榻榻米大小，潮湿、阴暗，空气里混着旧木箱、雨水和霉味。一盏用黑布蒙住的小煤油灯摆在桌角，灯光被压到只剩一点昏黄。

林默涵坐在灯下。

他的左臂垂在身侧，袖口已经被血浸透。三天前从高雄逃出来时，一枚流弹擦破了他的左肩，伤口没有得到任何处理，如今已经红肿发烫，每一次呼吸都牵扯着肩背的疼痛。

可他的右手仍旧稳。

稳定得像一把上了膛的枪。

桌上摊着一块巴掌大的木板，木板上密密麻麻嵌着七颗锈迹斑斑的铜钉。铜钉之间，缠着一圈圈用咖啡罐拉丝做成的细导线。

导线尽头，是一只拆自损坏收音机的真空管。

林默涵低头检查线路，额角的冷汗顺着下颌滴在木板上。

这不是一台真正的发报机。

这是一台临时拼凑的“死机”。

没有外壳，没有完整的电阻，没有像样的电源，连最关键的电池，都是临时用咖啡渣和盐水堆出来的。

可它必须发报。

而且只能发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这台机器会过热，线路会烧毁，整间地下室的电力痕迹也会暴露无遗。

而三分钟，就是林默涵为自己留下的最后时限。

他抬起头，看向屋子另一头。

苏曼卿背对着他，站在水槽前。

她正用一块发硬的毛巾擦拭几只白瓷咖啡杯。

她的动作很慢，缓慢得像是在做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每擦一只杯子，她都要把杯沿放到灯光下照一照，确认没有缺口，再轻轻放回竹篮。

这个动作，林默涵已经看过很多次。

过去每次交通站需要警戒，苏曼卿总会擦杯子。

第一只杯子放进篮子，代表“附近安全”。

第二只杯子倒扣，代表“有人盯梢”。

第三只杯子轻敲杯沿，代表“立刻撤离”。

可今天，竹篮里已经放了六只杯子。

没有倒扣，也没有敲击杯沿。

门外似乎很安静。

但这种安静，反而更让人不安。

林默涵低声开口：“曼卿，外面的警戒交给你。发报的时候，如果有人靠近，不要犹豫，直接敲三下。”

苏曼卿没有回头。

“我知道。”

她的声音很轻，却比方才任何一只杯子落进竹篮的声音都清楚。

“你先管好你那条手臂。”

林默涵低头看了一眼左肩。

伤口已经裂开了。

从昨晚到现在，他只靠几口冷咖啡强撑着。身体很冷，指尖却烫得厉害。可他知道，自己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行。

苏曼卿终于转过身。

苏曼卿终于转过身。

她走到桌边，把一盏煤油灯往林默涵面前推了推。

黑暗往后退了半尺。

借着那点光，她看见林默涵的脸色白得吓人。

“你还在发烧。”苏曼卿说。

林默涵说：“三分钟够用。”

“我不是问你够不够用。”

苏曼卿的声音忽然沉了下来。

她看着他，一字一句道：“我是说，你在发烧。”

林默涵没有回答。

他伸手拿起桌角那三张已经写好的电文。

纸张很薄，边缘被他的指尖捏出细细的皱痕。电文只有三组数字，每组数字背后，都压着一个情报员的姓名、住址和联络方式。

第一组：张启明，被捕，已叛变。

第二组：老赵，牺牲。

第三组：高雄港、左营军港、台北《中央日报》印刷厂、海关仓库，共七处交通站，全部暴露。

这是一份极其残酷的预警。

它意味着整个南台湾的地下情报网，已经到了崩塌的边缘。

这些名字，有些林默涵只见过一面；有些曾与他并肩躲过军警的盘查；还有老赵，已经把命留在了爱河码头。

可情报工作最残酷的地方，就在这里——

感情不能成为延迟的理由。

犹豫不能拯救任何人。

这份预警必须立刻传回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