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太原。黄昏时分，汾河边的风比京城来得更早一些，带着河水和庄稼的气息，沿着街巷漫无目的地游荡。

西河王府门前的石阶上，几只麻雀在砖缝间啄食，听见脚步声便呼啦啦飞起来，落在院墙内的石榴树枝上，歪着头打量来人。

这是一条僻静的巷子，平时很少有人经过，巷口的石板缝里长着厚厚的青苔，像是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踩过。

西河王府的围墙很高，青砖砌成，墙头的瓦片已经有些松动，檐角的彩绘也褪了色，露出底下灰扑扑的木头。

门前的石阶上落着几片枯叶，没有仆人及时清扫。两扇朱漆大门上的铜钉依然锃亮，但门环上的金漆已经磨去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的铁色。

门楣上挂着一块匾额，写着“西河王府”四个字，字迹端正有力，但匾额边角的漆皮已经开始剥落，像一张老人的脸，虽然眉眼依然清晰，却已经掩不住岁月的磨损。

锦衣卫千户张虎蹲在巷口的一棵老槐树下，已经连续观察了三天。

他的面前摆着一副担子，上面放着几个粗瓷碗和一把旧茶壶，伪装成走街串巷卖凉茶的货郎。

他一边招呼偶尔路过的行人，一边用余光留意着西河王府侧门的方向。他的本名不叫张虎，是进锦衣卫后改的，原名叫张二狗，是河北保定人，家里穷，爹娘把他卖给了一家杂耍班子，后来被锦衣卫一个老探子发现他记性好，走路没声，就把他带进了北镇抚司，一干就是二十年。如今四十出头的年纪，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一双眼睛依然像年轻时候一样利索。

他蹲在槐树下，手里端着一只粗瓷碗，碗里的茶水早就凉了，可他一口也没喝，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那道侧门。

连续三天，他都在观察西河王府的动静。他发现王府侧门每隔三天左右就会打开一次，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年轻伙计会提着一只竹篮走出来，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沿着巷子往汾河码头方向走。

那伙计走得不快不慢，步伐稳健，像是走惯了这条路。

他会在码头边缘一处堆放货箱的阴影处停下脚步，蹲下来，掀开蓝布，从竹篮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放在一块半截埋在土里的青砖下面，然后左右看了一眼，站起来，提着空篮子原路返回。

整个过程不到一炷香的功夫，动作麻利而自然，不像是第一次做这种事。

张虎没有打草惊蛇。他知道，这种传递消息的方式一定是为接收人准备的。

如果现在就截获那些油纸包，只会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之人缩回暗处。

他需要耐心等待，等接收人出现的时候，再一网打尽。他让两个手下轮流盯守，自己则在附近的茶馆二楼租了一个临窗的位置，既可以俯瞰码头，又不会引人注意。

傍晚时分，他回到临时住处，把这几天的观察写成密报，让人连夜送回京城。

密报里写道：“西河王府侧门每三日有一伙计外出，于码头青砖下存放油纸包，疑为传递消息之驿站。尚未截获内容，建议继续监视，待确认接收人后再行收网。”

朱求桃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旧账册，已经看了很久。

账册上记载着西河王府历年来的收入和支出，条目清晰，每一笔都写得工工整整。

可那都是他父亲朱敏泆在世时的事了。他父亲在世的时候，西河王府每年有五千两俸银，加上封地田租、商铺分红、各种节庆贺礼，一年少说也有七八千两入账。

府里养着几十个仆人，厨房顿顿有肉，花园里四季鲜花不断，逢年过节还要在太原城里施粥布药，是远近闻名的积善之家。

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朱求桃合上账册，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的庭院。

院子里的石榴树已经落光了叶子，光秃秃的枝条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是用那道僵直的轮廓替这座王府写着一封再也寄不出去的家书。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每到秋天，石榴树上会挂满红彤彤的果实，仆人们会架着梯子爬上去摘，他在树下仰着头等着，母亲会把最大最红的那一颗剥开，把晶莹的籽粒喂到他嘴里。

那甜味，他至今还记得。可如今，那棵石榴树已经好几年没有结过像样的果实了，像是和这座王府一起，在一场看不见的霜冻里缓慢地干枯。

他是永和二十一年袭爵的。那年他父亲朱敏泆病逝，临终前拉着他的手说：“儿啊，这西河王府的担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守着这片家业，别让祖宗蒙羞。”

他跪在床前，握着父亲的手，泣不成声地答应了。

可他袭爵那年，正好赶上了宗室改革。朱兴明下旨削减宗室待遇，所有郡王以上爵位的俸禄一律减半。五千两变成两千五百两，府里的开支却一分也没有减少。他算过一笔账，光是府里仆人的月钱、日常吃穿用度、每年春秋两季的修缮维护，加起来就不止两千五百两。

更别提他父亲治丧期间的花费、丧礼的排场、后续的封土修坟，都是他从自己腰包里掏的银子。

他本以为熬过第一年就好，谁知第二年又出了事。

他在太原城外纵马踏伤了一个农民的庄稼，那农民告到了太原府，太原府又上报了宗人府。

宗人府按新例判他罚俸三年，正好是惩罚宗室犯法的新规刚刚颁布不久，他成了第一批被拿来开刀的人。三年俸禄全停，一个钱都领不到。

他去找宗人府申诉，说那是无心之失，愿意加倍赔偿那个农民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