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把父亲的滤波电路设计开源，选了个不太讲究的日子。

三月十七号，黄历上写着“宜破屋坏垣”，她让技术部把代码扔上了公司官网和全球最大的开源社区，配了一段简短的说明：“家父苏德明，1987年至2003年从事滤波电路设计。此为其生前未申请专利的核心电路方案，今日公开，供行业无偿使用。愿技术理想不死。”

发布三小时，全球下载量破了四万。技术论坛上有人翻出了这套电路在专业领域的评价，说设计思路“带着老派工程师特有的笨拙和狡黠”——笨在布线冗余得过分，狡在偏门处的那一手超前时代二十年。

苏砚看到这条评论的时候正在吃早饭，拿筷子敲了敲碗沿，跟陆时衍说：“你听听，我爸被人夸了。笨拙又狡黠，这词儿用我身上我能跟人打官司，用我爸身上我怎么听着这么顺耳？”

陆时衍把最后一块腐乳刮进嘴里：“因为你爸确实又笨又狡猾。笨在明知道图纸交出去就没麻烦了，偏不交。狡猾在提前二十年给闺女留了一手。”

“你少拍马屁。”

“我拍的是你爸，你别抢。”

两人拌嘴的工夫，苏砚的手机响了。技术部总监打来的，语气里带着一种“您要冷静听完”的小心翼翼：“苏总，您父亲那套电路方案，我们刚收到一封律师函。安澜集团，说这套电路的核心拓扑跟他们在2001年申请的一项专利高度重合，要求我们下架开源代码并公开道歉，否则将提起诉讼。”

苏砚嚼油条的动作停了。

“安澜集团？没听过。”

“前身就是您父亲当年那家厂改制后的母公司。2003年您父亲辞职那会儿，接管技术科的那家集团叫恒远电子。恒远2009年重组，一分为三，滤波业务这块装进了安澜集团。”

苏砚把剩下的半根油条往盘子里一扔，抽了张纸巾擦了擦手，声音里带上了法庭上那种不紧不慢的劲儿：“他们的专利号发我。还有，把2001年那件专利的申请文件、审查过程、权利要求书全文，全部调出来。半小时之内。”

陆时衍已经搁下筷子了，碗往前一推，两口子对上眼神。

“你爸当年没交出去的图纸，人家拿去申请了专利？”

“听起来是这么回事。”

“侵权主体是谁？他们告的是你还是开源社区？”

“告的是我。说我是‘前员工家属，明知专利申请在先仍然恶意公开’。”

陆时衍笑了。苏砚瞪他：“你笑什么？”

“我笑他们挑对手挑得准。全中国搞ai的里面挑了你这个全中国打专利官司最狠的女人，这不叫起诉，这叫上门送业绩。”

“你少贫。这事儿关键在我爸的图纸到底跟他们的专利重不重合。如果真重合了，那说明当年我爸的电路就是现在这项专利的核心内容。等于我爸被人偷了东西，偷东西的还申请了产权证，现在反过来告失主家闺女。”

陆时衍站起来收碗，动作利索得很：“这案子我接了。免费。”

“你律所不挣钱了？”

“我律所挣钱靠的是你苏总每年那笔常年法律顾问费。你少给我一个案子，我下个月就得裁人。所以我这是自救。”

苏砚没忍住笑了一声。笑完正经起来，把律师函转发给陆时衍，又给技术部下指令：“先别下架。等我看完专利文件再说。”

陆时衍把碗摞进洗碗机，擦着手走出来：“你打算怎么打？”

“分两步。第一步，查清楚他们的专利跟我爸图纸的重合度。如果重合度不高，直接以‘不构成侵权’为由驳回，顺便反诉他们滥发律师函。如果重合度高，那就有意思了——说明他们剽窃了我爸的设计。剽窃在先，专利申请在后，专利本身就不该被授权。”

“第二步呢？”

“第二步等你查。”苏砚把手机揣进兜里，拿起外套，“你去看他们那件专利的审查档案，看有没有猫腻。2001年那会儿的专利审查比现在松得多，找个熟人打个招呼就能把审查员糊弄过去。我怀疑安澜的人当年是拿着我爸的图纸去申请专利的，申请人和发明人肯定不是你爸的名字。”

陆时衍点了点头，走到玄关把苏砚的大衣递给她，顺手在她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苏总，你知道这案子最让我兴奋的是什么吗？”

“什么？”

“你爸当年拍桌子骂的那个新老板，现在他所在的公司，由你亲手来收拾。你爸没拍完的桌子，你接着拍。”

苏砚穿大衣的动作停了半拍，回头看了他一眼：“陆时衍，你是不是早就在等我干这事儿？”

“我等你开源等了半个月了。从你在储藏室翻出那本‘要紧的事’开始，我就知道你早晚要动。”

苏砚翻了个白眼，拉开门走了。

接下来三天，夫妻俩分工明确。

苏砚这边调集技术团队做了电路拓扑比对，把父亲的原始图纸、专利权利要求书、以及安澜集团2003年至今的产品技术方案做了三方交叉分析。结果比她预想的还清晰——安澜的专利权利要求书里，独立权利要求第一条的表述几乎是把苏德明图纸里的核心滤波单元原样翻译成了专利语，连冗余布线的独特走向都没改，只在次要权利要求的措辞上做了些无关痛痒的调整。

苏砚的技术总监打了个比方：“这就好比有人把你爸做的一碗炸酱面拿去申请了专利，权利要求书写的是‘一种由面条、肉酱及菜码组成的食品’，然后他把面条改叫‘条状碳水化合物’，肉酱改叫‘发酵豆制品调味料’，菜码改叫‘时令蔬菜配菜’，就说是自己的发明了。”

苏砚听完笑了半分钟，然后说：“把对比报告整理成表格，我要在法庭上用。”

陆时衍那边跑得更野。他托了专利局的熟人，调出了安澜那件专利的原始审查档案。档案里夹着三份审查意见通知书和申请人的答复文件，答复文件里有一处细节让陆时衍当场拍了桌子——申请人代表在2002年答复审查画员质疑时，附了一份“技术交底书”作为佐证，那份技术交底书上标注的日期是2000年12月，但纸张背面的复印痕迹上，隐约可见一份厂内技术讨论会的签到表，签到表上的日期是2001年3月。

2001年3月，苏德明还没辞职呢。

陆时衍把复印件翻过来对着灯看了三遍，确认签到表上的字迹——头一个签名就是苏德明，第二个是老周，后面还有四五个人的名字，全是当年技术科的老人。签到表右上角还印着“恒远电子技术科”的抬头。

陆时衍把这张纸举起来对着窗户，阳光透过纸背，签到表上的字迹清晰得像刚写上去的。

他拿起手机给苏砚发了一条语音：“你爸2001年3月还在厂里主持技术讨论会呢，安澜那帮人拿出来的‘技术交底书’日期往前推了三个月，倒填日期。这案子不用打专利侵权了，直接打他们专利无效——申请日前技术方案已经存在，且申请人不享有发明权。”

苏砚回了四个字：“继续挖。”

陆时衍继续挖了三天。他找到老周——苏德明当年的技术科副手，退休后住在城北一个老小区里，种花养鸟，日子过得清淡。老周听说这事儿之后，从床底下拖出来一个纸箱子，里头全是当年的工作笔记。老周翻到2001年3月的那一页，上面记着：“苏工在会上讲了新款滤波电路的思路，会上定了分头图，我负责电容组，老李负责电感组，苏工自己画核心拓扑。散会前苏工说这方案先不往上报，等样品做出来再说。”

陆时衍把老周的笔记本借走，做了证据保全。

开庭那天是四月二十一号，天阴着，没下雨。安澜集团派了两位律师，西装革履，拎着三个大公文包。苏砚这边就她和陆时衍两个人，陆时衍手里一个帆布包，里头装着老周的笔记本、专利审查档案复印件、还有那张被放大了三十倍的签到表复印件。

法官敲锤，安澜的律师先发，洋洋洒洒二十分钟，核心就一句：苏砚开源的技术方案与安澜集团2001年申请的专利实质性相似，侵犯了安澜的专利权，要求下架、道歉、赔偿。

轮到陆时衍了。他站起来，先冲法官笑了一下，然后从帆布袋里掏出那张签到表复印件，举到跟法官视线平齐的位置。

“法官，我首先想请原告方解释一个时间上的小问题。原告的专利技术交底书标注日期是2000年12月，但被告方提交的证据显示，2001年3月，原告前身恒远电子技术科的六位工程师召开了一次技术讨论会，讨论内容与专利核心方案高度一致。签到表上有六个人的签名，其中一位叫苏德明。”

安澜的律师站起来打断：“法官，这跟本案无关。我们讨论的是2024年的开源行为是否侵权，不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陆时衍没回头，声音稳稳的：“有关。如果原告的专利在申请日前就已经存在于第三方的技术方案中，且原告并非该技术方案的发明人，那么这项专利自始就不该被授权。我今天不仅是在为被告抗辩，我是在当庭提起针对安澜专利权的无效宣告请求。”

法庭安静了两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