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砚发现那批信的时候，正在收拾父亲留下的最后一个纸箱。
纸箱搁在储藏室最里头，上头压着三箱旧书、两床棉被和一台报废的除湿机。陆时衍搬东西的时候还嘟囔：“你爸这储物理念跟我爸一模一样，好东西全塞最底下，上面垒一堆八百年用不着的。”苏砚当时正蹲在地上跟一只蟑螂斗智斗勇，头也没抬：“你爸也藏东西？”“藏。藏私房钱，藏在《刑法》精装本里，我妈找了一辈子没找着，最后我搬家的时候从书脊里抖出来六百块，九五年的票子。”
现在箱子打开了，上层是几本硬壳笔记本、一摞技术手稿、三张泛黄的专利证书。苏砚把东西一样样往外拿，摸到箱底的时候指尖触到一个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封口没粘，用一根橡皮筋箍着。橡皮筋已经老化了，手一碰就断成三截，弹到地上找不着了。
信封上没写字。苏砚拆开，里头是一摞信纸，折叠得整整齐齐，纸张边缘发脆，有些地方已经起了毛。她展开第一页，看见父亲的字迹——那种她从小看到大、又丑又倔的钢笔字，每个字都往右斜，像是被风吹歪的篱笆桩子。
信的开头写着：“惠兰，今天小砚考了双百。”
苏砚的手停住了。惠兰是她妈的名字。她妈走了六年了，她爸走了三年。这封信，从未寄出。
陆时衍抱着胳膊站在旁边，看苏砚半天没动弹，凑过来瞄了一眼，轻声问：“你爸写给你妈的？”
“嗯。”
“我能看吗？”
苏砚把信纸递给他，自己又抽了一封出来。两个人就这么蹲在储藏室地板上，一人一封信，安安静静地看。头顶的灯泡瓦数不高，光线昏黄昏黄的，照得信纸上的字迹格外清楚。
第一封，日期是苏砚小学一年级。
“惠兰，小砚今天考了双百，数学语文都是一百分。她回来把卷子往桌上一拍，说‘妈你看’，你当时在厨房炒菜，围裙上全是油点子，你拿袖子擦了手才去接卷子。你看了三遍，笑得眼睛都没了，说‘随我’。小砚问‘为什么随你不随爸’，你说‘你爸算术不行，去菜市场买菜找零都算不明白’。小砚信了，跑过来跟我说‘爸你要加油’。我嘴上说好，心里想，算术不好怎么了，我闺女双百就行。”
苏砚看到这儿，嘴角抽了一下。她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但她记得她妈炒菜围裙上的油点子，记得她妈拿袖子擦手的动作，记得她妈说“随我”时候那个得意的表情，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她爸在信里写的那个场景，她脑子里其实有画面，只是这些年忙得没空想。
第二封，日期是她小学五年级。
“惠兰，今天小砚跟人打架了。隔壁单元老周家儿子说她‘没妈管’，小砚上去就把人推了个屁股蹲儿。老周媳妇领着她儿子上门告状，我让老周媳妇先坐下，给她倒了杯茶，然后把小砚叫出来，问她怎么回事。小砚说‘他说我没妈管，可我明明有妈，我妈出差去了’。老周媳妇脸上挂不住，领着儿子走了。我跟小砚说下次别推人，要推推远点，别在楼道里，影响邻居。”
苏砚乐了。这事她记得，她爸当时确实这么说的，一个字都不差。她当时觉得她爸是全世界最酷的爸，现在看了信才知道，她爸在信里跟她妈汇报的时候，把这段写得跟战报似的。
陆时衍在旁边看另一封，看了两行，忽然低声念出来：“惠兰，小砚今天带了个男同学回家，说是讨论数学题。我把房门留了一条缝，在客厅假装看报纸，实际竖着耳朵听了四十分钟。那男同学后来走了，小砚跟我说‘他数学还没我好呢，想抄我作业’。惠兰你听听，我闺女多随我，看人准。”
苏砚差点把信纸捏皱了：“这什么玩意儿！爸你怎么连这个都写！”
“写得好啊。”陆时衍笑得肩膀直抖，“这细节抓得准，时间地点人物齐全，庭审记录都没这么完整。你爸要是干律师，能把我饭碗抢了。”
“你闭嘴看你的。”
两个人蹲在地上看了快一个小时。信一共有四十七封，从苏砚小学一年级写到他爸破产前一年，跨度将近二十年。每封信都很短，多则几百字，少则一两句话，内容全是苏砚——她考了多少分、跟谁交了朋友、哪颗牙掉了、哪次感冒发烧她爸半夜背着去医院、初中家长会上老师夸她什么、高中住校第一次离家她爸在车站抽了半包烟。
没有一封提到工作上的事，没有一封提到资金链紧张，没有一封提到被人做局、被人逼债、被人堵在公司门口三天三夜回不了家。苏砚父亲一辈子不善辞，跟女儿说话也总是三句就嫌烦，可这些信里全是话。全是那些在饭桌上说不出口的、被筷子夹着咽进肚子里的、变成一句“多吃点肉”的话。
苏砚看到倒数第三封的时候，终于没忍住。
那封信只有一行字：“惠兰，今天小砚问我为什么头发白了这么多。我说操心你俩操的。其实是我愁的。公司的事快撑不住了，但这话不能跟小砚说。她才多大，说了她也解决不了，还平白跟着着急。你那边，我也不能说。你跟着我苦了半辈子，临了还得替我担惊受怕。我这个人，最没本事的就是让身边的人过舒坦日子。可我又想，再难也得撑下去。小砚说要考电子科大，我得给她攒学费。你腰不好，等这阵过去，我带你去医院好好查查，别老贴膏药凑合。”
信纸到这儿就断了，最后几个字写得有点潦草，像是写到一半放下了笔。苏砚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慢慢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里。
陆时衍没说话。他把自己手里的信也都收拢了，按原来的折痕一封一封叠好，塞回信封。两个人蹲在储藏室地板上，谁也没先开口。灯泡发出细微的电流声，外面走廊里传来邻居小孩练钢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弹的是《小星星》。
“我小时候恨过他。”苏砚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没什么情绪起伏，就是陈述事实，“恨他把公司搞垮了，恨他什么都不跟我说，恨他最后那两年天天黑着脸回家，连个笑模样都没有。我妈问他怎么了他就说‘没事’，问他公司怎么样了他还说‘没事’。后来我妈病了，他连‘没事’都不说了，就闷头抽烟。我那时候就想，这个人怎么这么犟，把什么都憋在心里，憋到死都不肯往外吐一个字。”
她停了一下，低头看着手里那个牛皮纸信封。
“结果他吐了。吐了四十七封信，一封没寄出去。”
陆时衍把手放在她后背上，没使劲，就那么搁着。“我爸也这样。”他说，“你爸藏信，我爸藏钱。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把话藏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以为别人找不着，其实找着了就是一颗定时炸弹。你看我刚才说私房钱的时候笑，其实我当时从《刑法》书脊里抖出那六百块钱的时候，差点哭了。九五年的六百块，够我爸在法院食堂吃三年午饭。他省下来干嘛？后来查了存折流水才知道，我大二那年换了个笔记本电脑，八千多，他拿工资卡刷的，没跟我说，也没让我妈知道。他自己吃食堂吃了三年。”
苏砚偏过头看他：“所以你当律师，就是为了把那些说不出口的话替别人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