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周二到的。

快递员摁门铃的时候苏砚正在开早会，手机上弹出个提醒：“您有国际邮件已放丰巢。”她瞄了一眼没当回事，以为是哪个海外客户寄的样品。中午回家喂小银吃饭，顺路取了快递，拆开一看，是个牛皮纸信封，里头夹着张照片和两页信纸。

照片上，薛紫英站在一栋红顶小房子前面，身后是一片灰绿色的山坡，坡底下是海。她穿一件厚毛衣，围巾裹到下巴颏，头发比上次见的时候短了，人瘦了一圈，但眼睛是亮的。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书店门口。夏天。晚上十点拍的，天还这么亮。”

苏砚把照片翻回正面看了十秒钟，扭头冲客厅喊：“陆时衍，你前未婚妻来信了。”

陆时衍正在给小银拼乐高，头都没抬：“我前未婚妻是你。薛紫英顶多算前绯闻对象。”

“你俩订过婚。”

“订过，后来退了。退婚那天她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这个人太讲道理了，跟你过日子跟开庭似的’。”

苏砚把信纸抽出来，一边拆一边念叨：“人家说你太讲道理，你现在觉得是在夸你还是骂你？”

“夸。讲道理是律师的基本素养。”

“那你跟我过日子怎么不讲道理？”

“跟你讲道理你会听吗？”

苏砚想了想：“不听。”

“所以我干脆不讲。”

苏砚没搭理他，把信纸展开。薛紫英的字跟从前一样，圆圆的，一笔一画跟小学生似的，但内容不太小学生：

“苏砚、陆时衍：见字如面。我在冰岛挺好的。书店开了半年，赔了五个月，上个月终于不赔了。不赔的原因是隔壁咖啡店老板把她店里所有的书都换成了我进的，条件是每天早上我给她留一杯免费的拿铁。我说行。她说‘你这个人做生意太实在了，实在人容易吃亏’。我说‘我已经吃过最大的亏了，剩下的都不算啥’。她不知道我说的是你们俩。我也没打算解释。”

苏砚念到这儿停了一下，抬头看陆时衍：“她说的‘最大的亏’是咱俩？”

“大概指的是当年那场官司。她站错队了。”

“她后来站回来了。”

“对，所以现在还能写信。”陆时衍把乐高积木递给小银，小银没接，小手一扒拉，把他刚拼好的城堡推散了。陆时衍深吸一口气，重新开始拼。

苏砚接着念：

“冰岛这地方有个特点，冬天黑得早，下午三点半就跟半夜似的。刚来那会儿我挺怕黑的，晚上不敢关灯睡觉。后来发现，黑有黑的好处——天一黑，人就懒得动弹，懒得动弹就瞎琢磨。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最怕的就是瞎琢磨，一琢磨就觉得自己这辈子干了挺多蠢事。现在可好，一年里头有八个月是长夜，琢磨的时间足够我把这辈子干过的蠢事全捋一遍，捋完了发现——也没那么多。蠢事就那么几件，翻来覆去琢磨，烦了，就不琢磨了。所以我现在睡得挺好，不做噩梦了。”

苏砚念到这儿，声音低了下来。她看了陆时衍一眼。陆时衍手上拼着乐高，耳朵明显竖着。

“你接着念。”他说。

“书店名字叫‘风暴眼’。别笑。我知道你们那部纪录片叫这个。我不是蹭热度，我就是觉得这名字合适。外面天寒地冻、刮风下雪，推门进来，有暖气、有书、有咖啡，这就是风暴眼。我在店里放了一张桌子，专给那些不想说话的人坐——不说话可以坐一整天，没人赶。你要是想聊天，就坐吧台，我陪你聊。不想聊就坐桌子那儿，看窗外发呆。咖啡不续杯，但热水管够。这个规矩是一个经常来的老头帮我定的。他叫古德扬，七十多了，以前是渔民，现在每礼拜来三回，每回坐那张桌子。他跟我说，冰岛人有个老说法——每个人心里都有场风暴，风暴中间得有个眼，没眼的人活不长。我说你这说法挺好，你帮我把这话写下来贴墙上。他真写了，用冰岛语写的，我裱起来挂墙上了。后来有个中国游客进来看见了，问写的什么意思。我翻译了一遍，他说‘这不就是文艺青年开店吗’。我把他咖啡钱免了，让他赶紧走。”

苏砚笑了一声，接着往下念：

“说正事。薛紫英这辈子欠过很多人，但欠得最多的还是你们俩。当年那场官司里我干的事，这些年我翻来覆去想了很久，想明白了一件事——我当时不是不知道对错，是知道了，但选了另一边。为什么选？因为我那时候觉得，选错了还有退路，选对了没退路。我爹妈那会儿身体不好，我弟刚结婚要买房，我要是站你们这边，导师那边的人脉一断，我弟那套房尾款就凑不齐。我拿我弟的房本换了我自己的良心。这事我跟谁都没说过。我爹妈不知道，我弟不知道。他们到现在都觉得我是受害者，被导师骗了。其实不是。我是共犯。我清楚得很。”

苏砚念到这儿，把信纸放下来，喝了一口水。陆时衍手上的乐高停了，小银已经跑去玩别的了，客厅里安安静静的。

“后面还有一页。”苏砚说。

“念。”

“后来你俩在法庭上那出戏，我在旁听席最后一排坐着。没人知道我去了。你们呈证据的时候，我手心攥得全是汗。陆时衍念导师挪用公款那一段，我差点站起来鼓掌。散庭之后我没敢留，戴着口罩从后门溜了。溜出去在停车场边上蹲了半个小时，哭了一场。哭完了觉得自己特可笑——当年干坏事没哭，人家把坏事揭发了，我倒哭了。回酒店洗了个澡，第二天买了张机票，飞这儿来了。选冰岛是因为这地方名字里有个‘冰’字，我想着，冷一点好，冷一点脑子清楚。”

“来这儿之后头三个月啥也没干，就在岛上到处转悠。转到第五个月，看见这间铺子招租，房东是个老太太，问我租来干啥。我说开书店。她说你一个外国人开书店能挣钱？我说不一定挣钱，但我想干。她说那你租吧，租金给你便宜点，条件是你每周给我孙女补两节中文课。我补了。她孙女现在会背‘床前明月光’了，虽然发音跟冰岛语的‘鳕鱼干’差不多。”

苏砚笑出了声，接着念：

“说了一堆废话，其实是想说——我给你们写信，不是求原谅。原谅这事儿我自己跟自己和解了，你们那关我过不去也得过。我是想说，你们要是哪天来冰岛旅游，这儿有张床，有口热饭，有个能说话的人。不带任何条件。你们要是这辈子都不来，也没关系。我在这儿好好活着，你们在国内好好活着，咱们各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小银长大要是问起薛阿姨——陆时衍你女儿叫小银对吧，我听老方说的——你就跟她说，薛阿姨以前是个挺蠢的人，后来搬到一个天很黑的地方，反而把日子过明白了。”

苏砚把信纸放下来。

客厅里安静了大约五秒钟。

陆时衍手上那个乐高城堡终于拼好了，他把最后一块按上去，拿起来晃了晃，没散。然后他说：“最后那页末尾是不是还有一行字？”

苏砚翻到最后一页最底下，看了一眼：“有。写着‘ps：我在店里弄了个图书角，专门放国内带来的书，但冰岛这边中文书不好进。你们要是有不要的旧书，可以寄来。运费到付就行’。”

陆时衍把乐高城堡放在茶几上，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那就寄呗。”

“寄什么？”

“寄书。家里那两箱旧书，堆储藏室三年了，你老说要处理一直没处理。正好。”

苏砚把信重新折好，塞回信封里：“你就不想多说两句？”

“说什么？”

“薛紫英。前未婚妻。当年坑过你的人。现在在冰岛开书店赔了五个月。你就这反应？”

陆时衍想了想，反问：“你希望我什么反应？痛哭流涕？感慨万千？我跟她之间的事早就翻篇了。她信里自己说的——各自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觉得这话说得挺对。”

苏砚盯着他看了三秒钟：“你这个人有时候真冷血。”

“你第一天认识我？”

“那倒不是。”苏砚把信搁在玄关柜上，跟那两个铁皮饼干盒并排放着，“但你爸那封信里写‘良心上过得去就行’——你看完你爸的信，眼圈红了一晚上。薛紫英这封信你就这反应？”

“这能一样吗？我爸写的是欠债没还的遗憾。薛紫英写的是‘我活明白了’的总结。前者是感情，后者是通知。通知不需要我回信，感情才需要。”

苏砚琢磨了一下这话，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说得对，但你说这话的样子还是让人想揍你。”

“想揍我的人多了。你排第几个？”

“我排第一个。”

“行，那你先来。”陆时衍蹲了个马步，拍了拍胸口，“往这儿揍。揍完了咱俩商量寄书的事。”

苏砚没揍他，转身去储藏室翻那两箱旧书了。箱子拖出来一打开，霉味扑鼻，里头什么都有——她爸当年订的《无线电》杂志、她自己大学时候的《信号与系统》教材、陆时衍考上律师那年买的《刑法学》第五版、还有一套《灌篮高手》漫画，全套三十一本，缺了第十二本。

“漫画寄不寄？”苏砚拎着樱木花道的封皮问。

“寄。冰岛小孩没看过樱木花道，等于没童年。”

“冰岛小孩可能看不懂中文。”

“那你写张纸条，告诉他们‘这人是个天才，虽然脑子不太好使’。”

苏砚把漫画码好，忽然从箱底翻出个相册。相册封面是那种九十年代流行的绒面烫金，金粉都掉得差不多了，翻开一看，里头全是她爸跟她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一张是厂门口拍的，她爸站在左边，旁边站了个穿法院制服的小伙子，瘦高个儿，脸上一本正经的。

“陆时衍你过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