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赵构于应天府登基称帝，建立南宋。此时王朝初立，社稷残破、人心浮动，外有金国铁骑虎视中原，内有朝野分裂、军心涣散，新生的南宋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朝堂之上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派：以李纲、宗泽为核心的主战派，主张固守中原、整军北伐、收复失地、迎回二圣；以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妥协派，畏惧金军兵锋，一心避战南逃、求和自保。

为稳固新生政权、收拢天下民心，赵构深知，李纲自靖康之变以来坚守京师、力抗金兵，是朝野公认的抗战旗帜、天下士人仰望的社稷重臣，拥有无可替代的朝野声望与军民号召力。若启用李纲，可安抚忠义之士、安定军心民心，消解天下对自己消极避战的非议。

因此，建炎元年五月初五日，赵构正式下诏，起用远在民间的李纲为尚书右仆射、中书侍郎，拜右丞相，急令其星夜赶赴皇帝行在应天府就职辅政。

但赵构的用人之道，从来都是帝王制衡之术，绝非真心锐意抗金。对于此前被金人胁迫僭位、建立伪楚政权的张邦昌，赵构并未即刻清算其僭逆大罪。虽罢免了张邦昌的左相之职，剥夺其中枢权力，却依旧厚加封赏，授其太保、奉国军节度使高阶武衔，册封同安郡王，保有爵位俸禄与体面。

赵构对罪臣张邦昌的格外宽宥，暗藏着极深的政治算计。彼时金国仍是南宋最大的威胁，赵构唯恐骤然诛杀金国扶植的张邦昌，会给金人落下口实，招致金军再度大举南伐，颠覆新生的南宋政权。他刻意优待张邦昌，以此向金国释放缓和信号，暂时留用其残余政治价值，规避金国的兵祸冲击，是典型的苟安避险、委曲求全之举。

在人事制衡与军政建制上，赵构同样处处设防、紧抓兵权。为收拢整合天下散乱的勤王兵马、溃兵义军，他登基后迅速设立御营司，作为南宋最高军事统辖机构，统一整编各路归附军队，将天下兵权收归在中枢节制。

御营司下辖五军，架构规整、权责分明，赵构依旧亲信近臣、偏重妥协派：以心腹谋主黄潜善兼任御营使、汪伯彦兼任御营副使，总领全军大政；以靖康护驾有功的王渊担任御营司都统制，掌具体军务；韩世忠、张俊、苗傅等一众实力派武将分任统制官，各领所部兵马；刘光世专职提举御营司一应日常事务。这套军事班底，让汪、黄二人牢牢掌控军政核心，主战将领虽掌兵权，却始终被制衡牵制。

对外国策层面，赵构自登基之初，便彻底确立屈膝妥协、遣使求和的核心路线。建炎元年五月初九日，赵构下诏遣使金国，任命宣义郎、假工部侍郎傅雱为大金通和使（后朝廷改定官称为祈请使），北上金国递交国书、乞求停战议和。

不仅如此，为博取金人欢心、展现求和诚意，赵构竟逼迫废臣张邦昌亲自修书，致送金国主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书信中极尽卑辞退让，主动沿袭靖康元年宋金和议的屈辱条款，许诺以黄河为界，将黄河以北大片中原故土拱手让金，只求金人罢兵止戈、允许南宋偏安一隅，彻底暴露了其放弃北方、苟安江南的本心。

六月初一日，历经长途跋涉，身负天下厚望的李纲抵达应天府，正式赴右相任。次日，李纲即刻入宫觐见赵构，直面朝堂战和纷争，系统阐述救国方略。他明确摒弃盲目浪战与一味求和，确立以守为核心、守而后战的国策，主张先稳固防线、固守中原、积蓄国力、整军练兵，待军政安定、兵力充足后，再伺机北伐收复失地。

同时，李纲力谏赵构不可偏安东南、放弃中原根本，提出朝廷应当先行回迁故都东京汴梁，再以巡幸之名移驻南阳，依托中原腹地屏障天下、震慑金人、凝聚民心。

赵构表面欣然纳谏，依从李纲的战略部署，特意加封李纲兼任御营使，将全国军事防御大权交由其全权统筹，以示重用信赖。李纲掌权后，迅速推行一系列复国举措，搭建抗金军政体系：他力排众议举荐老将宗泽出任知开封府，命其重返残破的汴梁城，收拾残局、安抚流民、整饬城防、主持黄河以南京师防线；同时创设两大军政机构，设立河北西路招抚司、河东经制司，分别由主战名臣张所、傅亮执掌，专门负责招揽河北、河东散落义军，重整边防兵力，谋划收复此前割让金国的太原、中山、河间三镇，逐步收复北方失地。

在李纲的再三极谏、朝野舆论的巨大压力下，赵构不得不一改此前包庇态度，开始清算张邦昌僭逆之罪。朝廷逐级罗列张邦昌受金册封、僭位称帝、祸乱社稷的重罪，将其从重惩处，削去所有爵位官职，贬往潭州安置。不久后，为彻底杜绝朝野非议、树立正统威仪，赵构下诏赐死张邦昌，了结伪楚僭逆一案。

彼时的赵构，对外摆出一副锐意复国的姿态，屡次下诏宣，放“朕将亲督六师，以援京城及河北、河东诸路，与之（金人）决战”，佯装亲率大军北伐抗金、解救被俘二帝、收复中原故土，以此笼络忠义军民、稳固统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