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四十多岁，灰发梳得一丝不苟，西装笔挺，袖口露出洁白的衬衫。哪怕在战时的广州，他依然保持着下午茶的习惯，手里拿着一个银质的茶杯。

但他开口第一句话，就很直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

“将军，请允许我以一个朋友而非记者的身份提问：您认为，您能赢吗？”

陈树坤没有直接回答。他给莫里森倒了杯茶――是普洱，红褐色的茶汤，冒着热气。阳光透过茶杯，映出温暖的光。

“莫里森先生，你在上海亲眼看到了虹口的战斗。你觉得，日本人的战斗力如何？”

“强悍，但并非不可战胜。”莫里森斟酌用词，放下茶杯。指尖划过杯壁，感受着那点温度。

“他们的步兵训练有素，但战术僵化，过于依赖‘肉弹突击’。他们的炮兵和空军，在您的部队面前，显得……过时了。”

“那么，如果日本人再来，带着三倍于虹口的兵力，五倍于虹口的火炮，和最新的飞机呢？”陈树坤看着他，目光平静。

莫里森端起茶杯，没有喝。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映出他眼底的凝重。

“那将是一场灾难。对您，对上海，对中国。”他顿了顿，放下茶杯，声音低沉。

“这也是伦敦某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您最好的选择，是在获得一次辉煌胜利后，体面地退出，与日本和谈。以您目前的威望，蒋委员长会愿意给您一个足够高的职位，而日本为了尽快解决上海问题，也会在条件上让步。”

陈树坤笑了。不是讥讽的笑，是真的觉得有趣。他靠在椅背上，阳光落在他的脸上，暖融融的。

“莫里森先生，你知道今天早上，广州一个卖云吞面的阿婆，给我捐了什么吗？”

“什么？”莫里森挑眉。

“她丈夫的抚恤金。”陈树坤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一丝沙哑。

“她丈夫是粤军老兵，打陈炯明时死的，抚恤金二十块银元，她存了十年，一分没动。今天早上，她全部捐了，说‘给我男人报仇’。”

陈树坤站起身，走到窗前，背对莫里森。夕阳的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挺拔。

“这样的阿婆，广州有成千上万。这样的百姓，中国有四万万。他们捐出的不是钱，是命，是九十一年来憋在胸口的一口气。你现在让我去和谈，去要一个‘足够高的职位’？”

他转过身，看着莫里森，目光锐利如刀。

“那我陈树坤，会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懦夫。我的兵会朝我开枪，百姓会朝我吐唾沫。我会被写进历史书，和秦桧、吴三桂并列。”

莫里森沉默。阳光落在两人之间，安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我在上海街头看到很多有趣的事。”莫里森忽然开口，语气缓和了些，“小贩们在卖您的画像，五分钱一张，买的人排成长队。算命先生说，东南方将星闪耀，是救国救民的征兆。甚至有些帮会分子，都在说要帮您‘清理’汉奸和日侨。”

他看着陈树坤，眼神里带着一丝玩味。

“将军，您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民间把您当成了救世主，您一旦退缩，失去的不仅是威望，还有民心。”

陈树坤点点头：“你说得对。我从来没想过退缩。”

“所以，莫里森先生，请你转告伦敦的那些‘某些人’。”陈树坤一字一顿，声音铿锵有力。

“我不会退，不会和，不会谈。日本人来十万，我打十万。来百万，我打百万。广州丢了，我退到韶关。韶关丢了，我退到长沙。长沙丢了，我退到四川，退到缅甸，退到天涯海角。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还有一杆枪，还有一兵一卒――”

他猛地挥拳，砸在窗台上。

“我就打到底。”

书房里一片寂静。只有自鸣钟的滴答声。

良久，莫里森放下茶杯，站起身，向陈树坤微微鞠躬。动作标准，带着敬意。

“将军，您让我想起一个人。”

“谁？”陈树坤挑眉。

“威灵顿公爵。”莫里森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赞叹。

“在滑铁卢之前，他也对劝和的人说：‘先生，法国人或许能杀死我，但他们永远无法打败我。’”

陈树坤摇头，笑了笑。

“我不是威灵顿。中国也不是英国。我们没有皇家海军，没有殖民地，没有工业革命两百年的积累。我们只有四万万人，和一口憋了九十一年没咽下的气。”

他走到莫里森面前，伸出手。手掌宽大，粗糙，带着老茧。

“但有一件事你说对了。日本人能杀死我，能杀死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但他们永远无法打败中国。因为只要这口气还在，中国人就会一直打下去，打到最后一个男人，最后一个女人，最后一个孩子。”

莫里森握住他的手。那手很稳，很有力，像一块铁。

“我会如实报道，将军。但作为朋友，我还是要说：十五万日军，已经在路上了。最迟二月下旬，他们就会在上海登陆。而您……”他看了一眼墙上的地图，目光落在上海的位置。

“您的防线，从吴淞口到浏河，超过五十公里。您最多只有十万可战之兵。”

“我知道。”陈树坤松开手，走到地图前。夕阳的光，落在地图上，映出长江的轮廓。

“所以，我需要帮助。”

“南京方面？”莫里森问。

“不。”陈树坤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丝嘲讽。

“蒋先生不拖我后腿，已经是帮忙了。我需要的是另一种帮助。比如……新加坡船厂里，那几台德国产的精密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