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8日，当陈树坤在天台上眺望珠江、思考海军与暗处之敌时，他并不知道，一场将彻底改写南洋地缘政治的惨案，正在珠江对岸那座小岛上酝酿。（这里声明一下，文中发生的惨案都是参照历史中发生的惨案写出来的）

同一天，清晨七点半。

沙面岛――珠江白鹅潭畔的沙洲，自1859年起便是英法租界。六座桥梁连接广州城，却又将两个世界生硬隔绝。岛上绿树浓荫蔽日，西式洋楼鳞次栉比，教堂的晨钟与俱乐部的舞曲，终年在微风里缠绕。

一水之隔的西关，却是密密麻麻的骑楼街巷，叫卖声、车轱辘声，揉着人间烟火，在晨光里漫开。

晨光斜斜洒在沙面西桥的青石板上，映出细碎的光斑。梁伯推着他的粥车，吱呀呀的木轮声，碾破了清晨的宁静。

这辆粥车跟了他二十年，车帮磨得发亮，两只大木桶里，白粥微微沸着，飘出淡淡的米香，咸菜的咸鲜混在其中，是码头苦力、黄包车夫们最廉价的暖腹早餐。

六十二岁的梁伯，头发花白如霜，腰背微驼，却依旧能稳稳推着车，走向他的“老位置”――西桥外五十尺的大榕树下。二十年，风雨无阻。

可今天，粥车刚停稳，那抹刺眼的猩红就撞入眼帘。

是锡克巡捕。近两米的身高，深褐色皮肤，浓密的络腮胡缠在颌下，猩红的头巾裹着脑袋，一身英式警服熨得笔挺，腰间的警棍油光锃亮，在晨光里泛着冷光。他是英国人的忠仆，印度旁遮普人，祖上世代为英军服役。

“臭猪！”锡克巡捕的广东话裹着生硬的腔调，警棍“啪”地狠狠砸在粥车木桶上，“说过不准靠近桥五十尺！耳朵聋了？”

梁伯忙佝偻着腰赔笑，从怀里摸出两枚磨得光滑的铜板，双手递上去：“阿sir，行行好，今天风大，我就挪近一点点……”

话音未落，警棍横扫而来。

不是砸桶，是砸人。

“砰”的闷响，结结实实砸在梁伯大腿外侧。老人“哎哟”一声踉跄，粥车瞬间失去平衡，朝一侧倾倒。

大半桶滚烫的白粥，哗啦一声，尽数泼在梁伯的左腿上。

粗布裤子瞬间湿透，滚烫的热力穿透布料，灼得皮肉滋滋作响。梁伯惨叫着摔倒在地，抱着左腿在青石板上翻滚，腿上肉眼可见地鼓起一片片水泡，透亮油红，在晨光里刺得人眼疼。

锡克巡捕啐了一口唾沫，唾沫落在梁伯手边的水泡上，他抬脚碾了碾地上的粥渍：“再敢来，打断你另一条腿！”

恰在此时，一队安南巡捕从桥上走过。清一色竹笠、土黄色制服，是法国从越南殖民地调来的爪牙。领头的小个子瞥见这一幕，咧开嘴，露出被槟榔染黑的牙齿，用生硬的粤语朝同伴哄笑：

“看！中国猪的早餐洒了！”

安南巡捕们轰然大笑，有人故意用步枪托戳了戳翻倒的粥桶，让剩下的白粥全流进阴沟，混着污泥，变成浑浊的浆糊。

桥上，一个英国领事馆的白人职员夹着公文包经过，瞥了一眼桥头的闹剧，面无表情地低头翻着《字林西报》，脚步未停，仿佛眼前的痛苦与狼狈，不过是路边的一滩积水。

梁伯蜷缩在地上，咬着牙，再没敢发出一声惨叫。他慢慢摸索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收拾散落的粗瓷碗，把没摔碎的摞起来，又用破布一点点擦着地上的粥――不是心疼粥，是怕路过的人滑倒。

周围，几个早起的中国苦力、黄包车夫低着头，脚步匆匆地绕过他，没人敢停，没人敢扶，甚至没人敢多看那锡克巡捕一眼。

二十年了，沙面桥的清晨，从来都是这样。

晨光渐烈，洒在沙面南码头的水面上，波光粼粼。法国炮舰“阿尔及尔人号”停泊在泊位，舰身锈迹斑斑，却依旧透着威慑――138毫米的主炮黑洞洞的，斜指广州城方向，像一只蛰伏的野兽，盯着对岸的人间。

这艘1898年下水的旧式炮舰，老态龙钟，却依旧是殖民者的底气。

清晨八点一刻，四个法国水兵摇摇晃晃走下舷梯，浑身酒气熏人――他们昨晚在沙面法国俱乐部喝到凌晨三点，脚步虚浮，眼神浑浊。

“洗衣妇！我们的衣服！”一个水兵用生硬的中文喊着，舌头打了结，酒气喷在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