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国栋走出档案库，摘掉防毒面具，深深吸了一口外面带着硝烟味的灼热空气。

“总指挥，”副官递上一份刚整理出的初步报告，手在颤抖，“这是……这是北圻地区的不完全统计……”

徐国栋接过报告。

纸张在手中微微颤抖。

“据现有档案初步统计，1887-1932年间，法属印度支那北圻地区（今越南北部）：”

“?以‘反法’‘清剿’‘肃清’名义被集体屠杀的华人村落：217个”

“?确认死亡的华人平民：8.3万-12.5万人（实际可能更多）”

“?被强征为苦力，累死、病死于铁路、矿山、种植园的华人：15万-20万人”

“?被系统性没收的华人财产估值（按1932年黄金价格）：黄金约120吨，白银约800吨，土地约4.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海南省的面积）”

“?被焚毁、捣毁的中文学校、关帝庙、宗族祠堂：超过400座”

“?被以‘非法移民’‘危害殖民治安’等名义驱逐、贩卖至南太平洋岛屿、非洲殖民地的华人：约5万-8万人”

副官的声音带着哭腔：“这还只是北圻……越南南部、柬埔寨、老挝的档案还没运到……如果全部统计……”

徐国栋没说话。

他走到档案库外的废墟上，看着眼前这座还在冒烟的城市。

河内，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首府，法国殖民统治的心脏。

这座城市的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浸透着华人四十五年的血。

“装箱。”良久，他开口，声音平静得可怕，“全部运回广州。”

“找最好的印刷厂，印成册。不要删减，不要修饰，原原本本地印。”

“印一百万册，发遍全国。从学堂到军营，从茶馆到码头，让每一个识字的、不识字的中国人，都看看――”

他转过身，眼睛深处是冰冷的火焰：

“咱们的兄弟姐妹，在海外，在法国的殖民地里，过的是什么日子。”

下午两点，烈日灼灼，河内以北三十公里，一片橡胶种植园。

这片种植园占地上千公顷，隶属法国“印度支那橡胶与矿业公司”，自1890年建园起，就靠压榨华人苦力生存。高大的橡胶树整齐排列，白色汁液从树皮割口流出，滴进挂在树上的陶碗，在烈日下泛着粘稠的光，那汁液里，混着华人苦力的血汗。

但吸引联军注意的，不是这些树。

是树丛深处，那一排排低矮的、用木板和铁皮搭成的棚屋。

以及棚屋周围，三米高的铁丝网，和铁丝网上挂着的木牌：

“私人领地?擅入者射杀”

棚屋区没有枪声，没有抵抗。当联军的装甲车撞开铁丝网大门时，里面静悄悄的，像一座坟墓。

“小心埋伏。”带队的湘军连长赵铁柱抬手，全连士兵散开，枪口对准那些棚屋。

但没有埋伏。

只有气味。

一股浓烈的、混合着伤口溃烂、排泄物、霉变食物和死亡的味道，从棚屋区飘出来，比战场上的尸臭更令人作呕。

“一排，左；二排，右；三排跟我。”赵铁柱下令，“保持警戒，逐步推进。”

士兵们端着枪，小心翼翼地靠近第一排棚屋。

棚屋没有门，只有一块破麻布当门帘。赵铁柱用刺刀挑开门帘――

然后，他僵在原地。

棚屋里没有床，只有潮湿的、发霉的稻草铺在地上。稻草上，躺着、坐着、蜷缩着四五十个人。

全是男人。

或者说，曾经是男人。

现在，他们只是一具具裹着人皮的骷髅。肋骨根根分明，眼窝深陷，皮肤因长期营养不良而呈现一种病态的蜡黄。许多人身上有溃烂的伤口，苍蝇围着嗡嗡飞，他们也不赶，只是茫然地睁着眼，看着突然闯入的士兵。

他们没穿衣服，只有破烂的布条遮住下体。脚上大多没有鞋，脚掌结着厚厚的老茧，还有被碎石、树枝划破后感染溃烂的脓疮。

最让赵铁柱窒息的，是他们的眼睛。

没有恐惧，没有好奇，没有希望。

只有一片死寂的、空洞的麻木。像被抽走了灵魂，只剩一具还在呼吸的躯壳。

“老……老乡？”赵铁柱的声音发干，“我们是中国人，来救你们了。”

没有反应。

离他最近的一个“人”，看起来四五十岁，实际可能才三十出头。他缓缓转过头，用浑浊的眼睛看着赵铁柱，看了几秒，然后咧开嘴，露出残缺发黑的牙齿，发出“嗬嗬”的声音。

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赵铁柱感到一阵寒意从脊背窜上来。他参军一年，从湖南打到广东，从广东打到越南，见过各种惨状――被炸碎的尸体、被烧焦的残骸、被刺刀捅穿肚子的伤兵。

但眼前这种，比那些都可怕。

因为这些人还活着，但已经“死”了。

“连长！”外面有士兵喊，“这边有监工的屋子！”

赵铁柱最后看了一眼棚屋里那些“人”，转身走出。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