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挂着皮鞭，鞭梢浸着血，已经发黑。

桌上摆着账本，赵铁柱随手翻开一页：

“1932年4月，苦力总数：2147人。”

“本月死亡：37人（疟疾12，工伤8，逃跑击毙5，其余疾病12）”

“本月补充：40人（从河内殖民监狱购入）”

“生产率：人均日割胶树150棵，未达标者鞭刑10。”

账本旁边，是一个铁盒，里面装着几十张泛黄的照片。赵铁柱拿起一张――

照片上，三个华人苦力被绑在木桩上，赤裸的上身布满鞭痕。一个法国监工站在旁边，一手拿着皮鞭，一手叉腰，对着镜头咧嘴笑。照片背面有法文注释：

“1930.8.15，惩罚偷懒者。每人50鞭，死了一个，其余两个还能干活。不错。”

赵铁柱的手开始发抖。

不是恐惧，是愤怒。一种冰冷的、刺骨的愤怒，从脚底窜到头顶，让他浑身发麻。

“报告连长！”一个士兵冲进来，脸色惨白，“西边……西边有……”

赵铁柱跟着士兵跑到种植园西侧。

然后，他看见了“处理场”。

一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没有树，只有乱七八糟的土堆。每个土堆前插着木牌，上面用粉笔写着编号和日期：

“1932.5.12，编号487，疟疾”

“1932.5.18，编号512，工伤（树倒砸死）”

“1932.5.25，编号533，逃跑被击毙”

……

最近的土堆，泥土还是新鲜的。木牌上的日期是三天前。

赵铁柱数了数。

这样的土堆，有三百多个。

“挖。”他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士兵们用刺刀、用铁锹、用手，开始挖最近的一个土堆。

挖了不到半米，就碰到了东西。

不是棺材，是草席。草席裹着一具尸体，已经轻度腐烂。是个年轻人，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瘦得皮包骨。死因很明显――胸口有个枪眼。

“继续挖。”赵铁柱说。

第二个土堆，第三个，第四个……

草席裹尸，浅埋，没有墓碑，只有编号。

有些尸体还算完整，有些已经被野狗刨食过，残缺不全。

挖到第十个土堆时，赵铁柱叫停了。

“够了。”他说。

他转身，看向那片棚屋区。两千多个“人”，还在那里，像两千具活着的尸体。这处种植园，四十多年来，不知道埋了多少华人苦力。

“叫军医。”他对传令兵说，“把所有军医都叫来。还有，报告总指挥部，这里需要……需要一切。”

他找不到词来形容这里需要什么。

药品？食物？干净的水？这些当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