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徐国栋进来，一个法国监工抬起头，用生硬的中文说：

“将军，我是法国公民，受法兰西殖民法律保护。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这是违反国际法的……”

徐国栋没理他。

他走到仓库门口，对等在那里的赵铁柱说：

“把还能走动的苦力，都带过来。”

赵铁柱愣了一下：“总指挥，他们……他们很多人连站都站不稳……”

“能走动的。”徐国栋重复，“带过来。”

半小时后，大约三百个苦力，被士兵搀扶着，摇摇晃晃地来到仓库前。

他们依然眼神空洞，依然麻木，但至少能勉强站立了。阳光照在他们枯瘦的脸上，泛着病态的蜡黄，却遮不住眼底深处藏着的、被压抑了数十年的恨。

徐国栋走到他们面前，目光扫过一张张蜡黄的脸、一双双空洞的眼。

“乡亲们。”他开口，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我是徐国栋，华南联军总指挥。”

“今天，我们打下了河内。法国人跑了，这座种植园，解放了。”

苦力们呆呆地看着他，没有反应。

徐国栋继续：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在这里受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苦。”

“我知道，你们的亲人死在这里，埋在那个处理场。”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已经忘了自己叫什么，是哪里人，怎么来的这里。”

他顿了顿，指向仓库里跪着的监工：

“现在，那些欺负你们、打你们、杀你们亲人的人，就在里面。”

“四十七个，一个不少。他们的手上，沾着你们的血，沾着无数华人同胞的血。”

苦力们还是没反应，但有些人的眼睛，开始有了一点点光，那是恨意被点燃的光。

“军法上，他们该枪毙。”徐国栋说，“一枪一个，简单，干脆。”

“但我觉得，太便宜他们了。”

他转身，对赵铁柱说：“把皮鞭拿来。就是他们打人用的那些。”

皮鞭被拿来了，几十条，有的还沾着干涸的血，那是华人苦力的血。

“现在。”徐国栋看着那三百个苦力，一字一句，“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进去，一人一鞭子。”

“抽在你们想抽的人身上，用他们打你们的力道，用他们打你们亲人的力道。”

“抽死了，算他们命短。”

“抽不死，我们再来枪毙。”

“这四十五年的血债――”

他提高声音，在仓库前回荡，震得每个人的耳膜都在颤：

“要你们亲手来还！”

死寂。

长久的死寂。

然后，一个苦力，摇摇晃晃地，向前走了一步。

他大概五十岁，但看起来像七十。背佝偻得厉害，走路的姿势一瘸一拐――左腿明显是断过，没接好，落下的残疾，那是法国监工的“杰作”。

他走到那堆皮鞭前，看了很久，像在辨认什么。

然后，他伸手，拿起最旧的那条。皮鞭的握把被手汗浸得发黑，鞭梢有深褐色的、洗不掉的血渍，那是无数同胞的血。

他认得这条鞭子。

三年前，他因为没完成割胶数量，被这条鞭子抽了二十下。背上的伤到现在还在溃烂，每天晚上疼得睡不着。

他握着鞭子，转身，看向仓库里跪着的监工。

目光，落在一个法国人身上。

那是个大胡子，红脸，酒糟鼻，叫皮埃尔，是监工头子。他最喜欢用这条鞭子，说“这鞭子有灵性，专打偷懒的华人猪猡”。

老苦力握着鞭子，一瘸一拐地，走向皮埃尔。

皮埃尔抬头，用生硬的中文说：“老张，你……你要干什么？我平时对你不薄，你生病我还给过你药……”

“药。”老苦力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风箱，“是，你给过药。我婆娘发高烧，你给了一包药粉，说能退烧。”

“她吃了，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给牲口打虫的砒霜。”

老苦力举起鞭子。

“这一鞭，是为我婆娘。”

鞭子抽下。

“啪！”

不是特别响，但皮埃尔的脸上，多了一道血痕。不深，但火辣辣地疼。

“你！”皮埃尔想挣扎，但被士兵死死按住。

“这一鞭，是为我儿子。”老苦力说，声音很平静，却藏着刺骨的恨，“他八岁，偷了厨房一个馒头，被你吊在树上，抽了三十鞭，活活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