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东城，那条靠近工人体育馆的老胡同里，最近几天明显热闹了许多。

胡同口那家国营早点铺子的老板老刘，一大早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几天来买油条豆浆的，多了不少生面孔。有的操着天津口音，有的带着上海腔调，还有几个一开口就是浓重的四川话，把他听得一愣一愣的。

“老板，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哎对了，工人体育馆怎么走？”

老刘一边往油锅里下面条，一边抬头打量了那人一眼――三十出头的男人，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工装，肩上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风尘仆仆的样子，一看就是赶了远路。

“您这是……来看演唱会的？”老刘试探着问了一句。

那人把嘴里的油条咽下去，咧嘴一笑，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可不是嘛！我从石家庄坐了一宿的火车来的！就为了看张蔷！票早就寄到手了，生怕错过了，索性提前几天过来等着！”

老刘摇了摇头，把豆浆端过去，嘴里念叨着：“这一个唱歌的姑娘，还真是了不得……这都多少天了，人还越来越多。”

他这话说得不假。

从几天前开始，北京火车站、永定门火车站、各个长途汽车站附近的小旅馆和招待所，就陆续迎来了大批操着外地口音的年轻人。

他们背着军挎包、拎着网兜，有的手里攥着一封信封，那是他们通过邮局汇款买到的演唱会门票，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还贴着各种邮票，有的已经被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边角都磨出了毛边。

他们出了站，第一件事不是找地方住，而是先打听工人体育馆在哪儿。

有个从哈尔滨来的小伙子，下了火车连口水都没喝，背着行李就站在火车站广场上，拉住一个路过的老大爷就问：“大爷，工人体育馆咋走？就是张蔷要开演唱会那个！”

老大爷被他问得一愣，指了指东边：“东直门那边，挺大的一个圆形建筑，你到了东直门一问就知道了。”

小伙子听完，道了声谢，脚步生风地就往东边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冲老大爷喊了一句：“大爷，您也知道张蔷要开演唱会了？”

老大爷被他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逗笑了：“咳，这满北京城，还有谁不知道？我们家隔壁老王的闺女，天天晚上放那盘磁带，我耳朵都快听出茧子了！”

那小个子姑娘约莫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扎着两条麻花辫，脸被太阳晒得有些红，额头上沁着一层细密的汗珠。她左手拖着一个沉甸甸的行李袋，右手攥着那封信封――信封的边角已经被她攥得有些发皱了，却还是被她小心翼翼地护在胸前，像护着什么稀世珍宝。

她走到胡同口，停下脚步，仰头望了一眼远处那座灰白色的、圆形的巨大建筑――工人体育馆的轮廓在午后的阳光下清晰可见，像一座沉默的城堡，静静地矗立在北京东郊的天际线上。

她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同志，”她拦住一个路过的大妈，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请问――工人体育馆，是不是就在前面？”

大妈看了一眼她手里攥着的那个信封，又看了看她那张风尘仆仆的脸，一下子就明白了。大妈笑了起来，伸手往前一指：“就在前面，走个十来分钟就到了。你是来看张蔷演唱会的吧？”

那姑娘用力点了点头：“我从郑州来的――坐了一整夜的火车，就为了看她这一场。”

大妈看着她那张疲惫却写满了期待的脸，忍不住感叹了一句：“好闺女，不容易啊……那你好好的，玩得开心。”

那姑娘使劲点了点头，眼眶更红了。她冲大妈笑了笑，然后转过身，朝着那座灰白色建筑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这一幕，在这几天的北京城里，正在无数个角落无声地上演着――

北京站出站口，一个穿着军装、背着背包的小伙子，一出站就朝广场上的值班民警跑了过去：“同志！请问工人体育馆在哪个方向？我是请假从保定赶来的！”

天桥附近的国营旅社里，前台大姐发现这两天来住宿的客人，十个里面有六七个都问同一个问题：从这儿到工人体育馆，走路要多久？坐公交要坐几路？

而买到票的北京本地人，更是早早地就把那一张张薄薄的票纸，当成了这个夏天最珍贵的宝贝。

西单那家纺织厂的车间里，小梅把那封信封夹在自己随身带着的那本笔记本里，每次打开笔记本都要先看一眼那张票还在不在。同车间的姐妹羡慕得不行，围着她问：“小梅，你那票是第几排的？你能不能也帮我们问问，还有没有票？”

小梅把笔记本往怀里一护，笑着摇头：“没了没了，早就卖光了！你们要是想看，到时候在工人体育馆门口守着，没准儿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呢！”

一群女工笑闹着打成了一团。

没买到票的人，脸上写满了羡慕和不甘。有的跑到夏朵北京办事处门口转悠，试图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捡个漏；有的翻遍了全北京的朋友关系，找人打听谁手里有转让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