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科长这话一出，办公室里立马就安静了下来。

张瑞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紧，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有意外，有思索，也有一丝不由自主的警觉。

在那个年代，“入股”这个词对于国营厂的厂长来说，既新鲜又敏感。新鲜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了几年，确实有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公有制企业的改制试点；敏感的是，一个集体合作社的负责人想要入股一家市属国营厂――这在青岛地面上，可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老杨端着搪瓷缸子，目光在陈科长和张家栋之间来回转了两圈，脸上的笑意渐渐收了起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认真思索的神情。他没有急着说话，但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已经不自觉地在缸子壁上轻轻敲击着，像是在心里盘算着什么。

一九八三年的青岛，公有制企业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

往前推两年，也就是一九八一年，国家才刚刚开始在少数地方试点“利改税”――把国营企业上缴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算是给了企业一点点自主经营的弹性。可那也只是试点，全国上下大多数国营厂，还是沿袭着几十年来那套“统购统销、统收统支”的老路子。厂里赚了钱，全部上缴财政；厂里亏了钱，财政拨款补上。厂长操心的是生产计划，不是市场销路。

可到了八三年，风向已经开始变了。

先是年初的时候，上头下发了一个文件，明确提出“国营企业可以试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也就是允许厂长或者职工集体承包厂子，超产的部分可以自主分配。这个消息一出来，全国各地的厂子都炸开了锅。有的厂长跃跃欲试，觉得终于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有的厂长却忧心忡忡，怕担责任、怕亏损了没人兜底、怕工人们的铁饭碗被砸碎。

青岛电冰箱总厂，正是最早一批被列入“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名单的市属企业之一。

也就是说，此时张瑞这个厂长，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只管生产不管经营的“行政干部”了。

从今年开始，厂里的盈亏，他要负直接责任。赚了，厂里能留下一部分利润来发奖金、搞福利；赔了，那就得自己想办法填窟窿，再也别指望财政上兜底了。

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张瑞才会在砸了那七十多台冰箱之后，压力大得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因为他心里清楚，换了以前，出了这么大的质量问题，大不了写个检查、挨个处分，厂里该发工资还是发工资。可现在不一样了，他是承包经营的负责人，这五六万块钱的损失，是真的要算在厂里自己头上的。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背景，“入股”这个词，开始从那些胆子最大、眼光最远的厂长们的案头，悄悄浮上了台面。

既然厂子可以承包经营，那是不是也可以引入外部资金？是不是可以让外面的企业或者个人持有厂子的股份？这在八三年，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可政策没规定的事，并不代表不能做。

尤其是在那些已经尝到了市场甜头的企业眼里，条条框框从来都不是用来限制自己的，而是用来突破的。

张家栋之所以敢在陈科长面前露出那副若有所思的笑容，也不是因为他莽撞，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这个时代的脉搏了。

他知道，未来的几年里，公有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会从试点走向全面铺开，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政策。到那时候，最早一批敢于吃螃蟹的人，会获得难以想象的红利。

而青岛电冰箱总厂，在他前世的记忆里，正是中国最早完成股份制改造的家电企业之一。只不过在那个时空里，这个过程是在几年后、在张瑞的坚持下才逐步推动的。

可这一次，既然他张家栋来了，既然他提前遇到了张瑞，既然张瑞现在正站在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关口上，手里攥着一个质量过硬、市场认可的产品，却缺钱打广告、缺渠道铺市场――那为什么不能让这个进程提前几年呢？

办公室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张家栋没有急着回答陈科长的话。他端起茶杯，不急不缓地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在张瑞和老杨脸上缓缓扫过，语气里带着一种做足了功课才有的从容：

“杨书记，张厂长……陈科长问的这个话，我不瞒你们。我确实有这个想法。不只是帮你们打广告那么简单。我是觉得，你们这个厂子，有技术底子，有进口设备，有张厂长这样的带头人，缺的只是一点助推力。这笔广告费，我可以先垫上，但我不图你们还。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让这笔钱变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基础？”

这话一出，张瑞的眉头微微一动。

张家栋是他们本地的名人――这一点，张瑞早就知道。

他当上电冰箱总厂厂长之前，就在市轻工业局见过张家栋的材料。那时候他还在局里做技术科长，有一回周局长拿了一份简报给他们传阅，上面写道：“平县合作社负责人张家栋，成功促成与美国经销商建立直营合作关系，帮助县罐头厂‘太阳’牌番茄酱出口创汇，创下该县单次出口最高纪录。”

他当时看完，心里默默记了一下这个名字，只觉得这人有点本事，但也仅此而已。

后来发生的事，却让他不得不对这个名字反复刮目相看。

先是他听说，张家栋竟然有本事请动了《西游记》剧组到青岛本地拍广告――那可是杨洁导演的团队，是全国老百姓都在翘首以盼的大制作。结果张家栋不但请动了，还让剧组替他们县里的冷饮厂拍了一部广告片，“夏花花生露”一夜之间红遍了半个山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