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听说，张家栋的合作社把“夏朵”羽绒服做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春晚！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全国人民除夕夜守着看的节目！一件羽绒服能在那种场合亮相，效果比在报纸上登一百篇广告都管用。

再后来，就是让张瑞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张家栋在美国打赢了一场商标官司。

这个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连市轻工业局的周局长都在会上点名表扬了：“同志们，这是咱们青岛的企业第一次在国际上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品牌权益。张家栋同志为我们争了光，也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标杆。”

张瑞当时坐在台下，听到这番话，心里头对这个素未谋面的张家栋，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太清楚那个年代跟外国人打官司有多难了。语不通、法律体系不同、对方又是财大气粗的外国公司，换了别人，多半只能忍气吞声吃哑巴亏。可张家栋不但打了，还打赢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地传到他耳朵里，让他对张家栋这个人，渐渐地形成了一个印象：那是一个有胆有谋、能打仗也能打胜仗的人。

可真正见了面之后，张瑞却发现，这个人跟他想象中的样子，完全不一样。

在他想象中，张家栋应该是个精明干练、说话带锋芒、做事雷厉风行、甚至有些锋芒毕露的人。

毕竟能跟美国人打官司、能上春晚、能在省计委会议上跟领导叫板的人，怎么想也不可能是个温和的角色。

可眼前这个年轻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呢子外套，说话不急不缓，目光平和，笑起来的时候甚至带着几分邻家大哥似的暖意。他说话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反而像是早就认识你很久了，坐下来跟你聊天，自然而然地替你着想，替你把所有想到的、没想到的事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这种“亲切感”，让张瑞在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就打消了所有来之前预设的防备。

而此刻，当张家栋说出那句“我想的是，咱们能不能换个方式，让这笔钱变成我们之间的合作基础”――张瑞不但没有感到警觉和抵触，反而有一种隐隐的兴奋，像是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安安稳稳地落到了他心里。

他甚至下意识地想：如果能跟这样的人长期合作，那对电冰箱总厂来说，恐怕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张厂长――今天来的路上，我跟杨书记还在说，电冰箱总厂现在虽然熬过了最难的关口，可往后要走的路还长得很。光靠咱们自己，步子迈得再快也快不到哪儿去。可要是能有您这样的人搭把手――那路，可能就好走多了。”

他顿了顿，目光直视着张家栋，语气里带着一种难得的直率和坦诚：

“我不瞒您说――我对您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兴趣。”

张瑞说完那句话，目光坦诚地看着张家栋：

“不过张厂长，我们厂里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国营厂，底子是有的，进口设备是有的，工人也都是好工人。可账上没钱，包袱重，体制里的规矩又多。您要是真想跟我们合作，您能图我们什么呢？分红？我们账上连发工资都紧巴巴的。股份？现在政策还没放开，国营厂的股份怎么算、能不能给外人――这事儿连市里都没个准话儿。”

他顿了顿，语气里没有试探，只有一种掰开揉碎了说实话的坦荡：“张厂长，我是怕――您费心费力帮了我们一大把，到头来发现我们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回报您。那不是让您白忙活一场吗？”

老杨坐在一旁，听了张瑞这番话，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张家栋听完张瑞这番话，却笑了笑：

“张厂长，杨书记，你们担心的这些，我都想过。”

他顿了顿，目光在张瑞和老杨脸上缓缓扫过，语气一转：

“不过，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县里的玻璃厂，以前也是国营厂，当初他们跟你们现在的处境差不多――有技术底子，有工人，有设备，可就是打不开市场，找不到销路。后来我们合作社跟县里谈了一个合作方案：玻璃厂的产权和管理权还是县里的，但市场营销这一块――包括品牌宣传、渠道建设、客户对接――全部交给我们合作社来负责。”

他伸出一根手指，语气笃定：“厂子还是国营的，工人的编制、待遇、管理流程，一切照旧。但市场这个事儿，由我们来替他们趟路。县里不用多出一分钱，我们合作社从销售利润里按比例提取服务费用。”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放下，目光沉静地看着张瑞：“这套模式，在玻璃厂已经跑通了大半年。现在他们的汽车玻璃和建筑玻璃，销路已经铺到了省外。县里满意，厂里满意，工人们也满意。”

“张厂长――你们电冰箱总厂，能不能也试一试这个路子？”

此话一出，张瑞和陈科长还没来得及反应，杨书记直接一把拍向大腿。

“张厂长，你这个思路，我觉得成！”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