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室不大，一张长条桌，旁边摆着几把椅子，桌上放着一壶刚刚泡好的茶，水汽在十一月的冷空气中氤氲成一片薄薄的白雾。

刘启英走进来的时候，屋里已经坐了四个人。

坐在主位上的是计算所科技处处长王树和，一个戴着银框眼镜的中年人，说话不急不缓，目光却格外沉稳。他是所里公认的“老黄牛”，技术底子扎实，行政经验也丰富，所里有什么难办的活儿，最后多半落在他头上。

王树和旁边坐着的是张祖祥――就是刚才去叫刘启英的那个人。再旁边，坐着两个刘启英面熟但不太熟的技术员，都是软件研究室的人。

而坐在最边上的那个人，刘启英一进门就注意到了。

那人穿着一件半旧的深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面容清瘦，目光却格外亮。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端着茶杯，只是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叉着搁在桌上，姿态沉稳，像一头蹲伏在草丛里的猎豹。

他认识这个人。计算所人事处的一个普通干部，比他小几岁，平时话不多，但每次说话都能说到点子上。姓杨，叫杨宗纬。

“人都到齐了。”王树和端起茶壶，给每个人都倒了一杯茶，然后放下茶壶，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大家叫来，不是开什么正式会议，就是想聊聊所里那个公司的想法。”

他顿了顿，目光在屋里几个人脸上扫了一圈：“大家都知道，咱们所里现在的处境。757搞完了，后续的资金也断了。上面没有新项目批下来，下面的年轻人有些已经开始往外跑了。曾所长前几天跟我说，咱们不能坐以待毙，得想办法自己养活自己。”

“可咱们是科研单位啊。”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忍不住插了一句嘴，“搞公司、搞经营――那不是不务正业吗？”

“什么是不务正业？”王树和还没开口，坐在角落里的杨宗纬忽然出声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让人无法忽视的分量，“当年国家搞两弹一星，研究出了成果，转过来搞民用工业，那就是务正业。现在形势变了，国家鼓励科技人员走向市场，把科研成果变成产品，那也是务正业。”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又放下：“再说了，咱们已经没得选了。再等下去，连研究经费都没有了，那不叫务正业，叫坐以待毙。”

这话一出，那个年轻技术员张了张嘴，没有反驳。

刘启英坐在一旁，端着茶杯，没有急着说话。他在心里默默地盘算着，王树和是科技处处长，张祖祥是软件研究室副主任，杨宗纬是人事处干部，再加上自己和那两个技术员，这屋子里的人，几乎涵盖了计算所里技术、行政、软件几个核心部门的人。

他心里隐隐感觉到，这不仅仅是一次“闲聊”。

“我直说吧。”王树和放下茶杯，语气变得更加郑重了几分，“曾所长前几天找我谈话，意思是――所里准备成立一家公司，由所里出资，由我们这帮人来干。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赚了钱所里和公司按比例分，亏了也得自己兜着。”

他抬起头，目光直视着在座的每一个人：“这不是一个轻松的活儿。咱们这些人，搞研究是一把好手，可办公司，谁也没有经验。搞不好，钱赔进去了不说，还得背上骂名。”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然后，杨宗纬先开口了：“我去。”

他的声音不高，简洁，干脆，像是早就想好了这个答案：“我憋得太久了。再这么熬下去，我怕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有这个机会，我想试试。”

刘启英端着茶杯的手指微微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看了杨宗纬一眼，那个坐在角落里的中年人，面色平静，目光却亮得像一盏灯。

他忽然从这个人身上，看到了一种自己很久没有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种火苗。

接下来，其他几个人也陆陆续续地表了态。有人犹豫，有人谨慎，也有像杨宗纬那样几乎是迫不及待想抓住这个机会的。散会的时候，王树和拍了拍刘启英的肩膀，低声说了一句：

“老刘，你也考虑考虑。这事儿，咱们需要你。”

刘启英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他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十一月的北京天黑得早，路灯已经亮了起来，昏黄的灯光洒在铺满落叶的胡同里，有一种萧瑟又温暖的味道。

他走在回家的路上，脑子里反复转着王树和今天说的那些话。

“搞得好，是一条活路；搞不好，就是一条死路。”

他想起了今天下午在办公室里算的那笔账，一个月工资加上补贴，七八十块钱。他今年四十岁了，家里一个上小学的儿子，一个身体不太好的母亲，妻子在街道办工作，一个月挣得比他还少。要是真的去了公司，万一赔了、亏了、倒闭了――他拿什么养家？

可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万一成了呢？

他又想起杨宗纬今天在会议室里说的那句话――“我憋得太久了。”

他回到家里，妻子正在厨房里忙活，锅里炖着白菜豆腐，热气腾腾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写作业，铅笔在本子上发出沙沙的声响。母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戴着一副老花镜，在缝一件旧棉袄上的扣子。

他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沉默了好一会儿。

晚饭的时候，妻子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下午开会的事说了。妻子听完，沉默了一会儿，手里的筷子在碗里拨弄了几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他说了一句：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

刘启英愣了一下。

“我知道你憋屈。”妻子放下筷子，语气平淡，却带着一种多年夫妻之间才有的理解，“你搞了十几年技术，现在跑到人事处去管档案，你心里不痛快，我看得出来。”

她伸手拿起汤碗，给刘启英盛了一碗汤：“现在有个机会摆在你面前，你要是不去试试，我怕你后半辈子都在后悔。”

刘启英端着那碗汤，汤很烫，烫得他手指微微发红，他却舍不得放下。

十月的北京，天已经凉透了。

公司成立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在一份正式文件上落了章。没有剪彩，没有揭牌仪式，没有领导致辞，甚至没有任何像样的庆祝。

所谓的公司办公室，只是计算所大院角落里的一间传达室。

刘启英跟着王树和、杨宗纬、张祖祥几个人走进那间屋子的时候，所有人都沉默了几秒。

屋子大约也就十几平方米，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的，墙角结着蜘蛛网，窗户玻璃上蒙着一层厚厚的灰，透进来的光都是浑浊的。

屋里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没有办公桌，也没有椅子，连个像样的电灯泡都没有。唯一值点钱的东西，是墙角那个落满了灰的破旧铁皮柜子，上面的锁已经锈死了，怎么也打不开。

“这就是咱们的办公室？”一个年轻技术员站在门口，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