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宗纬没有接话。他走进屋子，环顾了一圈，然后蹲下身，伸手摸了摸地面上那层厚厚的灰。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了一句：
“先打扫卫生吧。”
那是公司的第一次全体会议，议程只有一项――打扫卫生。
刘启英从隔壁借了一把扫帚，弯着腰，从屋子最里面开始扫。灰尘扬起来，呛得他直咳嗽，他没有停手，一笤帚一笤帚地扫过去，把那些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土一点一点地清出屋外。
杨宗纬端了一盆水进来，蹲在地上擦窗户。他用一块旧抹布，先把窗框上的灰擦掉，又沾了水，一遍一遍地擦玻璃。擦到第三遍的时候，窗外的光线透进来了，落在屋子中央那片刚刚扫干净的水泥地上，亮堂堂的。
刘启英直起腰来，看着那道光，忽然觉得――这屋子好像也没有那么寒碜了。
打扫完卫生之后，几个人去隔壁借了三张长条板凳，又从所里的仓库里翻出了一张缺了一条腿的旧桌子，垫了几块砖头，勉强能用。墙上钉了一颗钉子，挂上了一块小黑板。
这就是公司全部的硬件设施了。
三张长条板凳，坐下了公司全部的十一名员工。
王树和站在那块小黑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支粉笔，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同志们――咱们公司，今天算是正式成立了。”
他的声音不高，甚至带着几分沙哑，但在那间狭小昏暗的传达室里，却格外清晰：“咱们没有钱，没有设备，没有业务，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招牌。但我们有一件事――计算所的技术底子。这是咱们唯一的本钱。”
他转过身，在小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技术先进、质量可靠、价格合理、信守合同。
“这就是咱们公司的口号。”他放下粉笔，转过身来，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口号容易写，做到很难。可咱们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
没有人鼓掌。
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那行粉笔字上，像是要把那行字刻进心里。
接下来的一周，是公司最艰难的日子。
杨宗纬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到处转。他去过中关村的电子市场，去过海淀区的几家工厂，去过西城的几个研究所――他像是一个走街串巷的货郎，到处打听哪里有生意可以做。
可每次回来，他的脸色都不太好看。
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消息：“听说倒卖钢材能赚钱――可咱们谁认识首钢的人？”
又有一次，他带回了一个更不靠谱的消息：“有人说倒卖化肥也能赚钱――可我算了一下，咱们根本没有门路把化肥运到农村去，也绕不开供销社的体系。”
公司成立的头一个月，十一个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
有人提议从南方批发一批旱冰鞋回来卖，杨宗纬想了想，说：“行，那试试吧。”
于是几个技术员跑到火车站，拎回来几大包旱冰鞋。可那天正好降温，十一月的北京冷得人直哆嗦，谁还去滑旱冰？那些旱冰鞋堆在传达室的墙角，落了一层灰，一双也没卖出去。
后来又有人提议倒卖电子表。杨宗纬又想了想，说：“试试吧。”
这次倒是卖出去了几块，可利润薄得可怜――去掉运费和人工，赚的钱还不够给大家买一顿午饭的。
再后来，有人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车运动裤衩……
这一回，连杨宗纬都没开口说“试试吧”。那车裤衩就堆在传达室门口的走廊上，花花绿绿的，像一面走错片场的旗帜，每天早上员工们上班的时候从旁边绕过去，谁也不多看它一眼。
十一月的气温一天比一天低，裤衩的命运可想而知。
大家心里都清楚，他们现在的状态，跟没头苍蝇没什么两样。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可什么也做不成。
账上的钱越来越少。六万块钱，放在个人手里还能过几年日子，可放在一个十几号人的公司里，连发工资都撑不了几个月。有人私下里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如趁早解散，各自回去吃皇粮算了。
刘启英听到这话，没有接茬。他只是坐在那间传达室里，翻着桌上那堆从各处搜集来的市场报告和行业资料，翻了十几页，一个字也没有看进去。
就在这时候，一个消息传了过来――公司里最年轻的技术员，小赵，要结婚了。
小赵今年二十四岁，进计算所刚两年，是个老实本分的小伙子，干活勤快，话不多，见谁都笑呵呵的。
他对象是北京一家纺织厂的女工，两个人处了一年多的对象，省吃俭用攒了一点钱，准备在这个冬天把婚事办了。
王树和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把刘启英拉到一边，低声说：“老刘，小赵家里条件一般，结婚开销不小。咱们公司虽然不景气，可同事一场，总不能让人家寒碜着成家。你看，咱们是不是凑个份子钱，给他添点喜气？”
刘启英想了想，点了点头：“行。我去跟大家说。”
他挨个儿办公室走了一圈，把凑份子钱的事说了。大家都是老同事，谁也没犹豫，有人掏了十块，有人掏了五块，有人实在拿不出太多，也凑了两块三块的凑个心意。刘启英自己掏了二十块钱，是那一个月工资的一大半，他没有心疼。
份子钱凑好以后，用红纸包好，刘启英在小赵结婚那天揣着红包，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去了小赵的新房。
新房不大，是小赵对象娘家腾出来的一间平房，刚刷了白墙，窗上贴着大红喜字，屋里摆着一张新打的木头床和一套新添置的桌椅，虽然简单，却也收拾得干净利落。小赵穿着一件崭新的藏蓝色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胸口别着一朵小红花，满脸都是掩不住的笑意。新娘穿着一件红色棉袄，扎着两条辫子，脸上带着腼腆的红晕，坐在床沿上，手里攥着一块手帕。
酒席摆了两桌，都是最亲近的亲戚和同事。菜式不算丰盛―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白菜豆腐汤――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掏空了家底的排场了。
刘启英坐在靠窗的那一桌，旁边是公司里几个老同事，张祖祥、经营部的小刘、还有两个新招来的业务员。几杯白酒下肚，桌上的气氛渐渐热络了起来。
有人开始抱怨公司现在的处境。
“老刘，你说咱们现在这样，到底图个啥？”一个喝得脸红脖子粗的业务员端着酒杯，语气里带着几分醉意和怨气，“旱冰鞋卖不出去，电子表赚不到钱，裤衩堆在走廊上没人要……我看啊，咱这公司，跟没头苍蝇似的，嗡嗡乱撞，也撞不出一条活路来。”
刘启英端着酒杯，没有接话。他心里的想法和对方差不多，只是不愿意说出来丧气罢了。
张祖祥倒了一杯酒，跟那业务员碰了一下，笑了笑说：“急什么？万事开头难。咱们手里有技术的底子，只要找到合适的方向，总会起来的。”
“可咱找了这么久的方向了，方向在哪儿呢？”那业务员一口把酒干了，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我就怕，等咱找到方向了，公司的钱也花光了。”
这话一出，桌上沉默了几秒。
这时候，有人忽然指着屋子角落里的一台崭新的冰箱，随口说了一句：“哎――小赵，你们家这台冰箱不错啊！看着个头这么大，比北京商场里卖的那些冰箱都有档次！得花不少钱吧？”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