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南京城的茶馆就炸了锅。

秦淮河边的茶楼里，几个穿长衫的茶客端着盖碗茶，嘴还没沾杯沿，耳朵已经竖得跟兔子似的。隔壁桌一个戴瓜皮帽的中年人，一边嗑瓜子一边跟同伴嚷嚷：“听说了吗？何总长家里遭贼了！丢了上百万大洋，金条堆成山，美钞用麻袋装！光古董字画就拉了好几大车！”

“真的假的？”对面的胖子放下茶杯，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怎么不真？我二舅的表弟在警察局当差，亲眼看见的！何府大门敞开，屋里搬得干干净净，连个板凳腿都没留下。小偷那叫一个狠，连厨房的铁锅都端走了！”

“啧啧啧，何总长家这么有钱？他家当官的，哪来这么多钱？”胖子压低了声音，但旁边的人都听得见。

“嘿嘿，这还用问吗？当官嘛，手底下过路财神。下面的孝敬，上面的打点，来来往往都是钱。咱不清楚，咱也不敢说。”戴瓜皮帽的人摇头晃脑，瓜子皮吐了一地。

“有啥不敢说的？他要是不贪，哪来那么多钱？光靠他那点薪水，十辈子也攒不出一百二十万大洋。”旁边一个年轻点的茶客插嘴，语气里带着不忿。“这贼偷得好，替天行道！”

茶馆掌柜站在柜台后面，假装没听见，手里的抹布擦着茶杯，耳朵竖得比谁都直。

消息像长了翅膀，不到一个上午就传遍了南京城。菜市场里，卖菜的阿婆跟买菜的大姐咬耳朵；戏园子里，看戏的老头跟旁边的票友嘀咕；黄包车上，车夫跟乘客闲聊；连小学生放学路上都在议论。

“何总长家被偷了！”

“偷了多少？”

“听说上百万大洋！金条好几百根！”

“他哪来那么多钱？”

“嘘――小声点。”

小报更是抢着登。当天下午，好几家小报就出了号外，标题一个比一个惊悚――“何总长府邸被洗劫，失窃现洋百万！”“总长家藏金条近千根，盗贼一夜搬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何应钦陷入舆论漩涡！”大报不敢登这么离谱，但也发了简讯，说何公馆发生盗窃案，损失财物正在统计中。措辞含蓄，但意思到了。

何婆婆在办公室里，电话响个不停。有同僚打来慰问的，有记者打来采访的。他接了几个，脸色越来越难看，跟锅底似的。挂了电话，把茶杯摔在地上。

“混账！混账！”他气得浑身发抖。他知道是谁干的，跟他有仇的人太多了。但他不能报警，不敢查。查了，怎么解释？解释他家为什么有那么多现金和金条？解释那些古董字画哪来的？解释一个总长的家里，为什么搜出来的东西比国库还多？查下去，最后倒霉的不是贼，是他自己。他坐在椅子上，手扶着额头，太阳穴突突地跳，像装了弹簧。

戴春风的电话打了过来。

何婆婆接起来，声音压得很低，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查到了没有？”

“还没查到。这些人反侦查意识太强了，什么线索都没留下。”戴春风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有点假。

“哼，废物！党国养着你们有什么用！”何婆婆说完，“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了。

何婆婆越想越气，一口气没上来，直接坐到在地，很不巧的是，后脑勺着地，学了李来福之前被摔得头破血流，把他家的下人给吓坏了，立马跑去打电话叫医生过来治疗。

戴春风在电话那头听着忙音，面无表情。他把听筒慢慢放回去，嘴角动了一下，心想：呵呵，党国养的我，又不是你养的我。我知道是谁，也不能告诉你啊。他把电话搁好，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慢慢抽。

李来福坐在镇江的指挥部里，手里拿着一份南京的小报。头版头条，粗体大字――“何总长家藏金条近千根，盗贼一夜搬空！”他把报纸放在桌上，用手指弹了弹，弹得啪啪响。

陈文良站在旁边，一脸得意，嘴都咧到耳朵根了。“师座，消息传遍了。南京城现在没人不知道何婆婆家丢了几百万的东西。老百姓都在议论，说他家钱来路不正。何婆婆这下名声彻底臭了。”而且刚才收到消息，何婆婆进医院。说是摔了一跤。

李来福笑了笑，没说话。他端起茶杯喝了口茶，不烫了，刚好。放下杯子，靠在椅背上，舒舒服服地呼了口气。

“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接下来，好好准备打仗。鬼子还有十一个师团，没工夫跟他在后方磨牙。”他把报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

陈文良应了一声，转身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