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士子张了张口，没答上来。

李恒声音不高，语气却很稳：“我不过是觉得，治国平天下这几个字，不是飘在天上的。县里少一桩冤案，路上少一段烂泥，渠里多一股活水，仓里多一石粮，百姓夜里能把门关安稳，这些也是学问。若读了书，却嫌这些脏，嫌这些细，最后只剩满嘴大话，那书便白读了。”

话说到这儿，偏厅里风吹过窗纸，发出细细一声响。

卢先生原本端着的那股考校意味，不知何时已经去了大半。他看了李恒半晌，忽然端起酒盏，郑重敬了一下：“县君此，卢某受教。”

那两个年轻士子也跟着起身，动作比刚进门时真诚得多。

这还只是第一拨。

接下来几日，来阳平的人竟越来越多。有的是附近县中的教谕，有的是书肆里的老掌柜，有的是没出仕的寒门子弟，也有两个出身颇好的年轻人，衣袍料子一看便知不是穷读书人，却也老老实实带着帖子上门。

他们来的由头都差不多：听说阳平出了个奇怪县令，能修渠，能整兵，能算账，还会讲经义；能叫流民安生，也能让工坊挣钱；更怪的是，这样一个人，竟不摆高门姿态，也不装清流脾气，真肯蹲到泥地里看犁口，站到纸坊里闻竹浆味。

这种人，在冀州并不多见。

有一回，来的是个姓韩的青年，出身不低，话里话外都带着几分锋利。一坐下便问李恒：“县君这些日子把曲辕犁和竹纸工艺四处传开，不怕人家学了之后，反倒不记你的情么？”

这话听着是问生意，其实是在探人。

李恒那时正在拆一封新送来的公文，闻头也没抬，只笑了一下：“天底下会写字的人那么多，《论语》却没人能说是自己独有。真要紧的，从来不是把东西锁在柜子里，而是谁第一个把路走出来。”

韩姓青年盯着他：“县君倒大方。”

“不是大方。”李恒把公文放到一旁，抬头看他，“是算过。锁着，人家惦记的是方子；放开，人家记住的是名字。以后谁想学这个，第一句总会先问——阳平那个李县令，是怎么做的。这样一来，方子在不在我手里，反倒不重要了。”

韩姓青年怔了一下，原先眼里那点故作的锐气，竟一点点收了回去。

徐庶坐在窗边，安安静静听着，手指在膝上轻轻敲了两下。别人听见的是谈吐漂亮，他听见的却是主公这一路做事的根子——不只是做成一件件事，更是在让所有人一步步承认：李恒这两个字，值得记。

到了第五日傍晚，县衙后院几乎已经不像个县衙，倒像个小型文会。风从廊下过，灯笼在檐角轻轻摇，桌上温酒未冷，竹纸平码，几位远道来的士人围坐谈经，不时还能听见王大牛在后厨门口跟送菜的婆子争论“羊肝该切厚点还是薄点”，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被崔明一句“你又不是客人”给顶了回去。

李恒却在这份热闹里显得愈发从容。

他不显摆，也不故意藏。人家问《左传》，他便说《左传》；问《汉书》，他便从汉家制度讲到郡县实务；问时局，他也不空谈英雄，只从粮、路、兵、民四样说起。偶尔有人故意拿冷僻章句来试，他略一沉吟，也总能接住。更要命的是，他并非只是死背书，往往一句经典落到他嘴里，转头便能落到阳平田里、渠里、仓里、工坊里去，像是那些纸上的道理，到了他这里，真长了手脚，能走路，能做事。

几场谈下来，来的人心气都不一样了。

最初他们是来看这个县令有几分真，几分装；后来却慢慢变成了真想来听他说几句，甚至临走时还要讨一两张纸、抄两段他席间说过的话。

卢先生走的时候，站在县衙门口，捧着那一刀用红绳束好的竹纸，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原以为县君是个会做事的能吏，如今看来，倒更像个愿意把学问踩进泥里的士人。”

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出去的，传着传着，竟比阳平今年多收了多少粮还叫人记得牢。

数日后，魏郡几处书肆里，谈论阳平县令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有人说此人精于民政，有人说此人谈吐不凡，有人说他气度不像寒门出身，也有人说他最可怕的不是会说，而是说完之后真能做出来。种种议论，像春后地里冒头的草，压都压不住。

夜里，客人终于散尽。

后院灯火只留了两盏，风一吹，酒气和墨香都淡了。徐庶收着案上的残帖，忽然停住手，抬头看向李恒。

“主公。”

“嗯？”

“这几日来的这些人，嘴上说请教学问，实则是来称斤两的。”徐庶看着他，慢慢道，“可他们走时，脸色都变了。今日卢先生临走前，还托我转一句话。”

李恒正在卷袖子，准备帮着把桌上竹纸搬回去，闻笑了：“什么话？”

徐庶顿了顿，语气很轻，却很清楚。

“他说，冀州要乱了，可惜这样的人，偏偏只做了个县令。”

李恒手上动作停了一下，还没接话，外头忽然传来一阵急促脚步。

一名驿卒快步冲进月门，额上全是汗，冲着廊下拱手：“主公，北路驿亭急报——太守府那拨人，已经进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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