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在黄河工地上待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里，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没有画过一张图纸，也没有算过一笔账。他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垒石头。从早到晚，从太阳升起来到太阳落下去，一块一块地垒。手磨出了血泡，血泡破了结痂，结痂了又磨破，最后变成一层厚茧。腰弯得直不起来，晚上躺在草铺上，翻身都费劲。和他一起垒石头的民夫们，从最初的笑话他，变成了服气他。

“沈大人，您歇歇吧。”一个年轻人走过来，手里端着一碗水。碗是粗瓷的，边上有缺口，水是凉的，从河边的井里打上来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腥气。沈括接过来，一口气喝完。水从嘴角淌下来，顺着下巴滴在石头上，洇出一小块深色的印记。“不歇。今天要把这段垒完。”他蹲下来，继续垒。

年轻人站在旁边，看着他。沈括的手很稳，每一块石头都选得很仔细，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形状不对也不行。放下去之前，还要在底下垫一层碎石子，敲一敲，稳了，再放下一块。年轻人看了很久，忍不住问：“沈大人，您以前垒过石头？”沈括摇摇头。“没有。在翰林院学的。”年轻人愣了一下。“翰林院还教垒石头？”沈括笑了。“不教。但书上有。书上说，石头要选青石，底要平，缝要小，一层一层地垒，不能急。我照着书上说的做。”年轻人挠挠头，没有再问。他蹲下来，也搬起一块石头，学着沈括的样子，慢慢地垒。

李谷站在大堤上，看着这一幕。他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回到帐篷里，他拿起笔，给柴宗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很短——“沈括可用。”他把信折好，交给驿卒。

赵明义在大理寺待了半个月，就审了一桩案子。案子不大，一个寡妇告她的邻居，说她家的鸡丢了，是邻居偷的。邻居不认，说没偷。两个人吵了半年，从乡里吵到县里，从县里吵到府里，从府里吵到大理寺。陈大人把卷子递给赵明义。“你看看。”

赵明义接过来，看了一遍。案情很简单——寡妇丢了一只鸡，怀疑是邻居偷的。邻居不认，寡妇就告。县太爷判了邻居赔钱，邻居不服，上诉。府太爷判了寡妇诬告，寡妇不服，又上诉。一来二去，闹了大半年。

赵明义把卷子放下。“陈大人，我想去看看。”

陈大人看着他。“看什么？”

赵明义道：“去看看那只鸡。”

陈大人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丛竹子，竹叶被风吹得沙沙响。“去吧。”

赵明义走了两天，到了那个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着种地过活。寡妇姓刘，四十出头，瘦瘦小小的，脸上全是皱纹。她站在门口，看见赵明义，愣了一下。“大人，您是……”赵明义道：“大理寺的。来看看你的案子。”寡妇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拉着赵明义的袖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人，那只鸡是我养的。从小养到大的，每天下蛋，我就靠那几个蛋过日子。他偷了我的鸡，还不认……”赵明义安慰了她几句，去了邻居家。邻居姓王，三十多岁，五大三粗，一脸横肉。他站在门口，看见赵明义，也不怕。“大人，我没偷。她冤枉我。”赵明义问：“你说没偷，有证据吗？”邻居道：“我那天在地里干活，天黑才回来。村里人都看见了。”赵明义又问：“那你说，她的鸡是谁偷的？”邻居愣了一下。“我哪知道。也许是黄鼠狼叼走了，也许是跑了。反正不是我偷的。”

赵明义没有说话。他在村里转了一圈，问了很多人。有人说寡妇可怜，有人说邻居不是好东西，有人说那只鸡可能是被黄鼠狼叼走了。问了一圈，什么也没问出来。天快黑的时候，他站在村口，看着那片暮色中的田野。风吹过来，带着庄稼的气息。他想了很久，然后转身走回寡妇家。

“刘大娘，那只鸡，是什么颜色的？”

寡妇愣了一下。“黄的。黄母鸡，尾巴上有几根黑毛。”

赵明义点点头。他又去了邻居家。“王大哥，你家有没有养鸡？”

邻居道：“养了。十几只。”

赵明义道：“我能看看吗？”

邻居犹豫了一下，带他去了后院。后院有个鸡窝，十几只鸡正在吃食。黄的，白的，花的，什么颜色都有。赵明义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指着角落里一只鸡。“那只鸡，是你的？”

邻居的脸色变了一下。“是……是我的。”

赵明义蹲下来，看着那只鸡。黄母鸡，尾巴上有几根黑毛。他站起来。“这只鸡，是刘大娘的。”

邻居的脸色白了。“大人，您……”

赵明义看着他。“你不认？”

邻居站在那里，浑身发抖。过了很久，他低下头。“我认。”赵明义没有打他，也没有罚他。他只是把那只鸡抱起来，送回了寡妇家。寡妇抱着那只鸡，哭了很久。赵明义站在门口，看着那间破旧的屋子，看着那个抱着鸡哭的女人，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了。回到大理寺，他把案子的经过写下来，放在陈大人桌上。陈大人看完，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张寒在户部待了二十天，就把江南的粮价摸透了。他从秦墨那里借了最近三年的账册，一页一页地翻，一笔一笔地算。算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

“秦大人，”他抬起头，“江南的粮价，不是从今年才开始涨的。去年就涨了。只是涨得慢，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