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除夕,
单枢机主教上佛光山来,
我邀请他一起在法堂围炉,食用面点。
我对他说:
“明天初一,我到高雄向您拜年。”
他立刻说:
“不可!不可!
我只有一个人在,没有人倒茶给你喝!”
我说:“怎么会只有您一个人啊?”
他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
我就想到,我们彼此都是宗教人士,
平时信徒群众很多,
但是到了过年,就成为孤独老人了。
六十几年前,我初到台湾,这里的宗教大都以神道教为主,即使是佛教,也是斋教或日本佛教。当时各宗教的领袖,有以章嘉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会”,有以于斌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有以白崇禧先生为首的伊斯兰教协会,他们都是“国大代表”或“总统府”资政,经常在蒋介石身边出入,都可以算是政治上的显赫人物。
遗憾的是,在这些宗教教会里面,除了几位理监事以外,并没有会员,各宗教之间也没有彼此往来。当时我就想,如果宗教之间可以联谊合作,不要互相排斥,就如太虚大师过去曾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理想,必能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我个人对于宗教之间的交流,一直很有心想要促成。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那时我才二十六岁,自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居无定所,哪里能承担常务理事的责任?实在愧对佛教。尽管如此,我与各宗教人士却时有往来,尤其和天主教的主教们保持友好。
于斌枢机主教过世(一九七八年)之后,领导天主教的责任就落到罗光主教的身上。当时他是台北总教区总主教,也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而我与他相识,则是在佛光山刚开山不久的时候。
有一天,他独自到山上参观,我在放生池边看到了,便主动上前招呼。当时佛光山还没有一个较好的客厅可以接待,我们就坐在放生池旁的“香光亭”,畅谈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这次会谈之后,他邀请我到辅仁大学讲演,并带我参观辅大的校史馆。后来佛光山要建设“如来殿”,我也效法他们在二楼成立了“佛光山宗史馆”。
罗光总主教于民国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生在湖南衡阳的天主教家庭。他是罗马传信大学(pontifical
urbania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