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慕良

翁慕良先生，江苏江都人，一九一四年出生。我知道他是高雄县大树国中的一位教师，并且为“中央社”担任地方上的驻地小记者。他自己也料想不到，替我写的佛光山开山特写新闻，竟能让报社那么隆重地刊登。记得当时的《中央日报》社长曹圣芬先生，还特地跑来佛光山访问我，甚至特别交代翁慕良先生，以后每天都要报道佛光山。我听了，觉得这也太过分了一点，佛光山还没有这么多的内容可以报道啊！不过，现在佛光山对于净化社会的活动，以及传播佛法的推动，倒是真的天天有新闻了。只是，这一位有远见的社长，不知道是否还在人间？我至今仍然怀念他。

翁记者是一个善良和气的人，我每每看到他在撰写新闻的时候，都是带着诚敬的态度在写。后来他也真的就经常为开山初期的佛光山，做种种报道。

可以说，佛光山从一开始与我们往来的许多人士，都是知识分子。尤其一九六九年，由于有翁慕良先生报道“救国团”在佛光山举办大专佛学夏令营，所以后来就有许多年轻人不断地涌入佛光山参观。为此，我只有赶快建设朝山会馆，提供给来山大众使用。从此之后，各级学校的教育会议、各个“救国团”的活动等等，都来借用佛光山的场地，也就让我深深地感觉到，记者的报道真是大有威力。

我经常说，佛光山初期的功德主，第一是媒体传播界的记者，第二是“救国团”的知识分子，第三就是佛教广大的信徒们，由于他们的助成，才有今日的佛光山。

吉田实

除了翁慕良先生，佛光山最早接触到的国际记者应该算是吉田实先生了。吉田实先生是日本人，一九三一年出生于东京。他生逢大时代，跟我一样，一生经历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解放中国、一九六六年“文革”等等事件。他担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曾代表《朝日新闻》做过驻台湾的特派员，后来又调到北京做特派员。在他即将从北京的工作上退休时，才和我结识。

吉田实先生认识我以后，便想写一篇关于我的特稿，所以经常来访问我，和我交谈。他认为我是一个很传奇的人物，虽是一个出家人，和党政、社会各界的关系却是那么丰富，和两岸之间也有来往，但是每到世界各地去，都只有传扬佛法，不涉及其他，因此，就想要挖掘我的生活内容。

我因为感念这许多名记者，他们为了写一篇文章，经过那么多的辛苦，那么多的验证，才开始下笔，很不简单，也就乐于与他相谈了。几年后，他送了我一本他写的书《三十五年的新闻追踪：一个日本记者眼中的中国》(二三年，天地图书出版），当中就收录了这篇访谈。

在他和我来往期间，我到美国西来寺，他也追到美国西来寺去。他不是我的徒弟，也不是为了什么目的，他或者只是想结交我这个人做朋友，或者只是想了解我，或者只是想写这篇文章，就专程跑到美国访问我。甚至他还数度到台湾，特地上佛光山找我。就是我偶尔到了台北，他也会来和我做一次谈话。

吉田实先生并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所访谈的内容，据我观察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基本上，我不是一个什么特别的人物，也谈不上有什么条件可以给他采访。但是我在想，他只是想追寻人性、生命、精神层面上的什么东西吧！

他的采访态度确实严谨，不断地搜索、印证。我听说他曾经在撰写一篇报道时，为了讲究真实性，还远赴新加坡找寻线索，做种种的追查，受尽了种种的苦难。事实也是如此，我读他的访问生涯，没有借故，没有虚伪，更没有特意宣传或是避重就轻，他只是为了还原人间的一个真实面。

后来，他请我到日本国会做一场讲演，那一年(一九九一年），正是我跌断左腿的时候，当我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时，他一听非常惊讶。只是，他早已把日期、场地、邀约听众等作业都安排好了，而我向来也重视承诺，因此就告诉他，不要紧，我还是会如期前往，只是我不能走路，必须坐轮椅。他听了以后，我想应该是半忧半喜，喜的是我能去，忧的是我的腿跌断了。总之，经过不断地来往联系，我终于到了日本。

这一次的讲演，是以国会名义邀请我去的，并且要我以“二十一世纪的未来”为题做讲说。只是，当我到达国会演讲厅时却发现，他们竟然没有无障碍空间设施，人都已经到会场了，轮椅却没有办法上舞台，最后，好几位议员只有一起帮忙把我的轮椅抬上讲台了。

我平常很少有荣耀的感觉，经常都告诫自己：在人世间，我只是一介衲僧，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那许多议员抬我的时候，我却忽然兴起一个念头，多少年来，中国人都是给日本欺负，踩在脚下的，现在你们却肯以议员之尊，抬一个和尚上台。这也真叫我感觉到“难遭难遇”了。

至于当时“二十一世纪的未来”讲了哪些内容，我已不复记忆。我曾想把这些内容整理后，请满果法师替我投稿给逢甲大学，因为当时他们正要出版一本关于未来时代的书籍。可惜那本书出版以后，没有收录我的文章，只有文章的目录纲要。于是我就问满果法师：“我的文章不是请你交给逢甲大学吗？”他说：“有啊！就是那篇纲要。”我说：“那我的文章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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