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旁的慈霭法师也一直这样鼓励，我当时心想，我们落难在台湾，既不求闻达于诸侯，也不想要荣华富贵，只希望能有一碗饭吃就可以了，对于教不教书，当然也不敢有所奢望了。

不过即使如此，因为那时在台湾人生地不熟，对于观音山在哪里，甚至台北在哪里，交通路线怎么走，我都不知道，所以他派了一位寺众，从台中陪我和另外两个人共同北上。那个法师的名字现在我已不记得了，但当时林锦东给我的友谊，尤其是他的热诚和善良，让我至今难忘。

后来我在中坜、新竹和宜兰等地落脚之后，一直和他时相往来，那时台湾佛教界有意推选他出任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但“中国佛教会”领导人白圣法师不以为然，认为他是日本式的出家人，不僧不俗，因此提出异议。

当时我十分同情他，觉得他有能力、声望，在那时台湾佛教正处过渡时期，正需要有这种人才出来为佛教服务，所以他也一直以我为友，把我当成知交。

后来大约十年之中，他虽然有心为佛教服务，但愈想发心，受到的打压愈多。据林居士告诉我，他多次申请前往日本访问，都未曾获得政府批准，无法出访。

我认为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在日本活动，从事一些民间外交，也是好事，所以曾在一些国民党人士面前帮他说话，也曾在国民党会议中提出建议。我说台湾现在需要和日本来往，像林锦东这样生在中国，而长于日本的人，应该重视他，好好地用他。

那时应该是一九六三年左右，事后过了不到一年，听说林锦东到日本访问了，我一方面为林锦东感到庆幸，同时也为国民党的宽宏度量感到可喜。

遗憾的是，一九七七年林锦东先生以五十四岁之龄，因心脏病猝逝，当时政府正解除日式僧侣出访禁令，忽然传来林居士骤然逝世的消息，令人为佛教痛失英才而不胜感慨！

时间再倒回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左右，当时台湾佛教界能和林锦东有同等声望的，有台中佛教会馆主持人林德林、台北宝藏寺住持宋修振、台北东和寺住持孙心源等。此时到底谁可以出来领导台湾的佛教？这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不过后来是由宋修振获选为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这时他想为佛教做一些事情，就商之于大醒法师。大醒法师正好应新竹青草湖灵隐寺住持无上法师聘请，要在灵隐寺开办“台湾佛教讲习会”（实际上是佛教学院），便以台湾省佛教会的名义主办。

这时是一九五一年，大醒法师写信给我，要我担任讲习会的主任秘书，他任导师。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自觉年轻，没有行政、文书经验，就跟大醒法师推辞。

其实这也不是客气，而是真的觉得无力承担。岂知数月后，大醒法师忽然中风，一时讲习会失去领导人，大家又推举我出来领导。说来惭愧，当时讲习会大约有六七十人，多数是本省青年，少数是外省的僧青年，我和他们年龄相当，虽然僧腊、戒腊高过他们一点，但平时大家称兄道弟，都是道友，一下子成为老师，实在觉得不妥。后来基于我对教育确实有一股热忱，所以仍然前往台湾佛教讲习会执教。

当时除了教书之外，东初法师要我主编《人生》杂志，后来又担任《觉世》旬刊的总编辑。为了《觉世》旬刊的新闻报道，我和全台湾省的佛教分会，尤其是各县市佛教支会的理事长，由此结了很多深厚的法缘。

在那个时候，台湾省佛教支会中，担任理事长的多数是在家居士，有少部分出家众，如新竹县妙果老和尚、高雄市隆道法师等，也有日本式的僧侣，如台北市的孙心源等，在此就不多作叙述了。只针对在家居士，如花莲曾普信、基隆沈万教、宜兰郭进居、云林郭庆文、彰化林大赓、南投曾永坤、台中张月珠、嘉义陈登元和吴大海、台南吕竹木、高雄姚登榜、台东吴修然等，虽然事隔六十多年，很多人事已非，现仅就记忆所及，略述一二，以记台湾光复后佛教界的人事动态。

曾普信

首先说曾普信居士和我的因缘。曾居士生于一九二年，为人随和，日本驹泽大学毕业，在那时可算是佛教界学历最高的学者了。我想“普信”二字应该就是他的法名，因为他属基隆月眉山灵泉禅寺派下，“普”字就是他们的字号，所以他的身份可以说是介于僧俗之间。

在他担任花莲县佛教会理事长期间，对佛教贡献最大的，就是促成善导寺让李子宽、孙张清扬接管。另外，由于他通晓汉文，译作的佛教论文很多，后来不少都交由我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

尤其在一九五一年花莲发生大地震，我曾到花莲救灾，那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参与救灾工作，让我对苦难的灾民生起深深的同情与怜悯之心。

现在我们往返花莲，交通十分方便，可以搭飞机，也可以坐火车，但在一九五年代的时候，一定要从台北西站搭乘往花莲的公路汽车，每天都有几十部同时往返，每次开车，都是一号、二号、三号……几十部同时出发，真是蔚为奇观。因为走苏花公路来去花莲极为不便，我记得东初法师跟我去过一次花莲，后来他说：“以后要写好遗嘱才能来搭车。”可见路况之惊心险峻。

从台北到花莲，要经过宜兰的九弯十八拐，然后经南方澳，以及清水断崖，沿途风景虽美，但右边是峭壁高山，左边是百丈深海，一路上汽车好像都在往海里行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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