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春天，把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长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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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左右，在南京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由他自己亲自主持，训练了一个月。而把原有的一些资历较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

在站长讲习班结束时，蒋介石还在黄埔路“官邸”接见了这些参加讲习的站长。他对毛人凤调整省站人事的办法，极为赞许。又说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并要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又说保密局的外勤人员必须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社会各阶层去活动，特别要设法打入各民主党派和进步团体，多多拉拢一些动摇分子参加特务工作。而最主要的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地打入共产党在各地方的组织去。他又吩咐，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到公开机关去安插。还要不断吸收新人员参加。蒋介石说，各省站的负责人，除了管省站的工作外，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并提出，省站站长可以用国防部专员的名义，在当地做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要绝对秘密。

那些被戴笠视若至宝的特训班学生对毛人凤来说，却是一个不小的累赘。因为戴笠死前招收的最后一批学生年龄尚小，培养起来还要好几年，无论从费用、人力、时间来说，都需要大量投入，并且不知回报如何。所以毛人凤决定中止这期特训班，遣散学生。

在由军统变保密局的大裁军过程中，为了保持军统的本色不变，毛人凤上报蒋委员长批准，采取汰弱留强的办法。军统特务按参加早晚，分为三种人：一、核心分子，指抗战以前参加军统的老特务；二、基本人员，多为抗战期间军统各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三、一般分子，主要包括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吸收的特务，由私人介绍加入军统的及由士兵提升转化的特务。这次裁汰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基本人员，对一般分子则根据表现予以遴选。被裁汰的人员怒气冲天，保留下来的也愤愤不平：“我们是抗日反共的有功之臣，这样做不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是什么？”戴笠在世时，参加军统是只准进不准出，特务们自以为加入了军统就是捧上了铁饭碗。现在铁饭碗碎了，没碎的了快变成了泥饭碗，特务们一个个都气得破口大骂，不堪入耳。

毛人凤想出了他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安抚人心。

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中统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

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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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办公，1947

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之后，毛人凤又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一些有关对付共产党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种会议上提出来，以便各特务机关能采取协作的步骤。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汇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取得更多的联系。又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汇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保密局。

蒋介石对毛人凤的工作也是十分关注。一方面他对毛人凤的能力还持保留意见，另一方面是形势对他愈来愈不利，他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就比以前更加下工夫了。因此，在“军统”改为“保密局”之后，他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也一再集体地或个别地接见派到各地去的省站人员，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拼命。而毛人凤在这时期，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也特别大卖力气。

在保密局时期，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时期那样听话。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要数全国警察总署，署长是唐纵。如果戴笠不死，这个警察头子的职位很可能落在“中央警校”教育长李士珍的手上，因李在抗战胜利后所拟的“十年建警计划”很得蒋介石的重视，也有戴季陶等人的极力支持；且蒋之驭下，一向爱用互相牵制的手段，也有意把警权交给李。但戴笠一死，蒋为了使军统的人安心，又把这一组织交给了军统的唐纵。唐既被郑介民和毛人凤挤了出来，为了建立个人的势力，便一心要搞出自己的一套。

唐纵首先提出要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毕业的人不能当警官。所以对于保密局介绍去的人，非经他亲自批准，不派工作，实际上等于拒绝。但蒋介石虽把这个警察组织交给唐纵，但在重要人事上仍要加以控制，特别是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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