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响动，桌前的几个人抬起头看了一眼。

李保国放下表格。

王书记赶紧上前一步，“李组长，这位是镇信用合作社的蔡和平蔡副社长。他是……他是杨建明的老丈人。他有些情况想跟您反映。”

说完，他看了蔡和平一眼，退到一边。

李保国点了点头，看着蔡和平，目光平静。

“蔡社长，请坐。”

蔡和平没坐。他站在桌前，看着李保国。

面前这个人，一身陈旧的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戴着一副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平平地看着他，可这平静之下，似乎又蕴藏着某种巨大的力量，像是能把人一眼看穿。

“李组长，”他开口了，声音不高，但很稳，“我是杨建明的老丈人。他出了事，我这个当长辈的，有责任。”

李保国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我不是来替他求情的。”蔡和平道，语气恳切，甚至带有几分沉痛，

“他犯了错，该查就查，该处理就处理，我认。我就是想问问，到底查出了啥，打算咋处理。该退的退，该赔的赔，我砸锅卖铁也给他补上。”

他说“砸锅卖铁”的时候，声音有些哑，但腰板还是直的。

李保国看了他一会儿，从桌上拿起一张表格，递给他。

“蔡社长，这是王光辉同志整理出来的初步数据。您看看。”

蔡和平接过来，低头看。表格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数字，他仔细地一行行看。

化肥损耗高了百分之二点三，农药库存周转慢了百分之五点一，农具零件废品回收量高了百分之三点七……每一项都不大，可放在一起，就不是“一点点”的事了。

他看了很久，把纸放回桌上。

女婿跟他说，不多，损耗率每样就高出一两个点。现在看来，他当时要么是害怕说出真相，要么就是在说谎。

“李组长，”蔡和平深吸一口气道，“这些事，我会让建明配合调查。该退的退，该赔的赔。我只有一个请求……”

他顿了顿，看着李保国的眼睛。

声音不自觉带有几分颤音，“他还年轻，还有两个孩子。能不能……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

李保国没说话。他摘下眼镜，捏了捏鼻梁，又戴上。

“蔡社长，”他道，声音和他的目光一样是平的，“你的心情，我理解。可这件事，不是我说了算的。”

蔡和平的心一沉。

“账已经查清楚了，”李保国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说得清楚，

“杨建明经手的品类，每一项都有问题。不是一年两年的事，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这些数字背后，是国家的财产，是老百姓的血汗。”

他看着蔡和平，目光平静，但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该咋处理，有国家的法律，有组织的纪律。不是我说轻就轻，说重就重的。”

蔡和平的一颗心沉到了谷底。他没说话。就定定地站在那里，手里还捏着那张表格的边角，指节一点点泛白。

“李组长，”他道，眉头紧蹙，声音痛楚，“我知道建明错了。可他是我女婿，是我闺女的丈夫，是两个孩子的爹。我不能看着他不管啊。”

越说到后面，颤抖的声音越不受自己控制，好在他最后还是稳住了。

“我不是要您网开一面。我就是想……您能不能看在他是初犯的份上，看在两个孩子还小的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