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弟娶媳妇，是他出的钱。二弟盖房子，也是他出的钱。三弟上学，学费他出。两个妹妹出嫁，嫁妆都是他置办的，清一色的好家具细软。

娘生了他们兄弟姊妹七个，落下了一身病，常年吃药，还去过县城大医院住院做手术，住院费、手术费、药钱全是他出。他一个月三十来块的工资，自己留几块，剩下的全拿回去了。

后面爹也身体不好，和娘一样，成了个药罐子。

他懂事后，甚至怨恨过爹，干嘛让娘一个接一个地生，养不活就别生。生下来遭罪不说，四弟最终连命都没保住。

为了不走爹娘的老路，杨建明决定自己去结扎。媳妇淑珍一向娇气，两次怀孕生产已让她吃尽了苦头。若再去做结扎手术，不得又遭一回罪？

杨建明自己也是怕的，毕竟男人结扎的少，怕有啥手术后遗症，对男人的功能有影响。

去县城的大医院问过一回后，他心里有底了，又无意间打听到，之前一起做木工活的一个大师傅，就是去县城大医院结的扎。两三年了，一切正常，在房事方面没有任何影响。

杨建明不再犹豫，没跟媳妇提半句，直接去县城的大医院结了扎。

两个儿子，够了。以后，媳妇不用再遭受怀孕生产育儿之苦，他的负担没那么重了，也能更好地接济老家的父母和弟弟妹妹们。

得知他将自己扎了，媳妇感动得不行，哭了半晚上，说他是天底下最体贴女人的男人。

媳妇淑珍有时候嘀咕，说他把钱都给了老家，自己家过得紧巴巴的。杨建明不吭声，心里头不是不愧疚，可他没办法。他是老大，如今有能力了，他不管谁管？

可管着管着，钱就不够了。他开始动供销社的东西。

一开始是几尺布、几斤糖，后来胆子越来越大，化肥、农药、农具零件，能倒腾的都倒腾了。他知道这是犯法，可他停不下来。

老家的窟窿太大了，弟弟们要成家，妹妹们要有像样的嫁妆，爹娘要看病，他一个月的工资，塞牙缝都不够。

头一年在账上做了手脚后，他面上跟没事人一样，实则心里头天天像揣了只活兔子。

甚至盼望着县里的领导来视察时，能立马查出他的问题，处置一番后，能彻底断了他的念想。

省得他整日里提心吊胆又贼心不改。

不想没有。不知是他自己够机灵，还是平日里打点的好，亦或是因为老丈人的威望，他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检查，也一次又一次地滋长了他的贪婪与野心。

想当然地认为与公社领导处得好，更有老丈人兜底，有事也没多大事。

从供销社倒腾出来的钱作为本钱，放贷，投机倒把，甚至贩卖古董，凡是能赚钱的，他全试了个遍。

并屡试不爽，赚得盆满钵满。

账面上的六千多亏空是能查出来的，其它的没走账的，如金银玉器首饰，各种古董，那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查也是无从查起。

有了足够的钱，爹娘的身体不仅得到了医治，家里的猪肉、鸡蛋、红糖、罐头等更是没断过。后面就连麦乳精他也是每个月朝家里带。

他不知爹娘有没有舍得吃，反正几个侄子倒是最盼望着他回去。只要他的自行车铃声一响，几个侄子就直接上前掏他的背包。说大伯肯定带了好吃的回来。

为改善住房条件，杨建明还在老家原有的地基上，盖了六间崭新的砖瓦房，正房三间，厢房三间，青砖灰瓦，在村里头一份。家具细软全做新的，一应俱全。

习惯了他的大手脚，这两年，几个弟弟又开口向他要侄子们上学的学费。

两个大弟弟结婚的早，一家四个孩子，一家三个孩子，都是正上学的年龄。

杨建明有想过不管，虽说是自己的亲侄子，但又是一代人，他管完侄子们上学，以后不还得给他们娶媳妇？

婉转地拒绝了弟弟们的要求，爹娘又来开口。说天天在土里刨食，一年到头的工分，能领到一家人够吃的口粮就不错了，哪儿有钱供孩子们上学？

弟媳妇说，“没钱就不读书了，就这样混，混大了去镇上找大伯。大伯本事大，自然能给安排好的工作。”

杨建明抬起头，看着那盏煤油灯。火苗一蹿一蹿的，油快烧完了。他盯着那点儿火光，脑子里清明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