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这回付家人真的先递了状子，那他也应该准备状子的。

而状子的内容，在之前准备的基础上，得有所增减。

张世昌爬起来，点了灯，趿拉着鞋来到堂屋，拿出纸笔，坐在桌前开始写状子。

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他伏在桌上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他写得慢，把心里的话琢磨清楚后再写。写到“克扣工分”四个字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蘸了蘸墨水，接着写。

写到“我儿子被打残了”的时候，张世昌的手开始发抖，字迹歪歪扭扭，他也没停。

不知道写了多久，赖子的屋里传来一阵阵鼾声，才让他感觉这时候的儿子才是个成年人，才是那个二十多岁的正常小伙子。

写完了，张世昌把笔搁下，把状子从头到尾默念了一遍，吹了吹纸上的墨，叠好，揣进了贴身衣袋里。

纸张贴着胸口，凉丝丝的，他拍了拍，像是把什么东西摁住了。

第六天，王光辉把老朱叫到桌前，翻开七五年的救济粮发放记录，手指点在一行数字上。“老朱，七五年救济粮，上面拨了多少？”

老朱的喉结动了动，“一……一千二百斤。”

“付家该分多少？”

老朱下意识看了汪正一眼。汪正正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他又看了李保国一眼，李保国正低头翻账本。

老朱咽了口唾沫，“按人头……该分一百八十斤。”

“账上记了多少？”王光辉把七五年的救济粮分配账翻出来，手指点在那几行数字上。

老朱不吭声了。

李保国抬起头，看着汪正，“汪书记，你说句话。”

汪正停下笔，看了老朱一眼，又看了王光辉一眼，慢慢点了点头。“老朱，工作队问什么，你就答什么。你记的账，你清楚。”

老朱的嘴唇哆嗦了几下，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账上记的是……是八十斤。”

“一百八十斤的救济粮，只发了八十斤。剩下那一百斤呢？”

老朱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看了汪正一眼，汪正又接着写去了。他咽了口唾沫，声音发颤，

“那……那一百斤，张世昌说付家工分不够，扣了。”

“工分不够？”王光辉翻出七五年的工分底账，手指移到付家那一栏，

“七五年付家六口人，全年工分七千二。你告诉我，七千二百分，怎么就不够领一百八十斤救济粮？”

老朱不说话了，低着头，两只手紧紧绞在一起。

王光辉又翻到七六年那一本，把工分底账和粮食分配账并排摆在桌上。

“七六年丰收年，付家五口人，全年工分八千六，工分粮八十斤，年底结算倒欠一百三十七斤。丰收年，工分多了，分的粮食反而不如灾年。老朱，你是老会计了，这账对得上对不上，你心里没数？”

老朱的腿开始发抖。他张了几次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李保国把茶缸子往桌上一搁，“咔”的一声轻响，却震得老朱浑身一颤。

“老朱，账是你记的。你说实话，这账是谁让你这么做的？”

老朱看了汪正一眼。汪正根本不看他。

门“吱呀”一声开了，付建设走了进来。

老朱忙求助似地看向付建设，付建设的目光停了一瞬，然后别过脸去，人已经坐在了桌前，开始翻桌上的账本。

老朱的嘴唇哆嗦了几下，终于挤出声音来，

“是……是张世昌。他说付家欠他的，该扣。我……我只是个记账的，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