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国没说话，把老朱的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抬起头，看着汪正，“汪书记，你听见了？”

汪正看了老朱一眼，又看了李保国一眼，慢慢点了点头。“听见了。”

“那就按听见的办。”李保国把账本合上，放在一边，“明天，叫付金贵和付金凤过来。”

汪正应了一声。

付建设手里的动作顿住了。

老朱站在那里，两条腿像灌了铅，迈不动步子。

这几天，张世昌来过大队部好几回，每回都像做贼一样。

他不敢推门进去，只敢站在屋子外头，贴着墙根，竖着耳朵听。

他听见过王光辉问老朱“工分涨了，粮食分配怎么反倒少了”，听见过李保国说“明天叫金贵和金凤过来”。

那些话像锥子一样扎进他耳朵里，拔不出来。

张世昌摸了摸贴身衣袋里那份写好的状子，纸张贴着胸口，早被捂得温热了。他写得不赖，一笔一划，把该说的都说了。

克扣工分的事他认了，但不是无缘无故认的。

他把为什么卡付家的工分也写上了。他儿子被付金凤打残了，他这个当爹的，心里有气，干活派活的时候就严了些。

这话说到哪儿都站得住脚，工作队的人也有儿女，将心比心，他们能不懂？

可账上的窟窿到底捂不住了。张世昌怕，不是怕认错，是怕工作队只盯着他的错，不查付金凤的错。

状子里写了，付金凤打残他儿子的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还写了，付家倒欠队里一百三十七斤粮，白纸黑字。他给了付金贵六十三斤粮，批了条子，账上走得清清楚楚。

一码归一码，该扯平的扯平了。

张世昌站在墙根底下，把状子里的词句又默念了一遍。

尊敬的各位工作队领导：

我叫张世昌，是付家岗村二队生产队长。当了近二十年的生产队长，从土改那会儿就在队里干，一把年纪了，没想到会坐在桌前写这份东西。

我不是想推卸责任，也不是想跟党闹别扭。党教育了我这么多年，我认错，我检讨。

可我也有我的苦处，今天当着工作队的面，我一桩桩一件件说清楚。

先说付金凤告我的事。她告我的事有三桩：克扣工分、找人打她、把她赶出村。

克扣工分的事，我承认。

七五年、七六年这两年，付家的工分，我确实卡得紧。

七五年付家六口人，七千二百分；七六年五口人，八千六百分。数字是账上记着的，我不赖。

我为什么卡他们？不是我跟付家有仇，是付金凤把我儿子打残了。

我儿子张磊，今年二十三岁，正值青春好年纪，本该是家里的顶梁柱，现在却跟个三四岁的毛伢一样。

你们去看看他，不认得人，话说不全，屎尿拉在裤裆里，吃饭要人喂，出门要人领。

去年在医院住了三个月的院，花了几百块钱，把家里的底子全掏空了。

我就这一个儿子，后半辈子指着他养老送终的，现在成了这个样子，我心里能没有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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