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崇祯就住在东昌府，一边视察新政进展，一边等待自己的仪仗从后面慢吞吞地过来。

他大半时间是坐在知府衙门的后堂里，翻看曹文衡送来的案卷；偶尔他也换便装出门，在城里走走，看看市井民情。

越看，崇祯就越佩服自己。

曹文衡能把东昌府搞的有声有色，多亏了崇祯皇帝英明神武。

这年头，知府其实没什么用，真正给曹文衡赋能的，是崇祯特意给他加的兼职——东兖兵备使。

兵备道和兵备使是明朝后期增加的官职，直接继承了明初都指挥使司的大部分权力；基本上就是掌握一省军权的文官版本。

手里有兵，曹文衡的腰杆子就硬。

另一个给曹文衡帮上大忙的因素是——崇祯初年，那一道精简卫所的旨意。

重编名册，裁汰老弱，将世袭军户逐步转为募兵，并且归属地方管辖。

当时崇祯还犹豫过，不知道这道旨意会成为地方对抗中央的底气，还是封疆大吏们压制地方士绅的助力。

至少在曹文衡这里，是后者。

他重编东兖卫之后，士兵们不靠土地吃饭，只靠军饷活着，自然更听曹文衡的话。

他让这些兵去找士绅的麻烦。

拖欠赋税？兵丁上门“催缴”；侵占民田？兵丁负责“丈量”；欺压百姓？兵丁直接拿人。

以前卫所兵不敢得罪士绅，主要是怕连累子孙，丢了世袭军户的兜底身份——虽然军户活得如同猪狗吧，但也比猪狗不如的流民强不是？

而现在大家成了募兵，谁怕谁啊？我等着你开除我的户籍，大不了老子去工坊做工。

这也是曹文衡能够在东昌府大刀阔斧推行新政的根本原因，他有兵，而且他真敢用。

在曹文衡手下的几个中低级军官中，崇祯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

——左良玉。

没错，这个未来赫赫有名的“左大帅”，此时还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都司佥书或者守备之类的中低级武官。

崇祯在历史书上读到过关于左良玉的记载——拥兵自重，残害百姓，时人称呼为“贼将军”；最后在弘光朝带着大军沿江东下，号称“清君侧”，实际上就是叛乱。

是个十足的兵痞。

可眼前看到的这个人，跟史书上的描述完全对不上号。

他在曹文衡面前的态度恭敬，汇报军务时条理清晰，最后还说约束手下不惊扰百姓。

“不惊扰百姓”这四个字，从左良玉嘴里说出来，崇祯都觉得荒谬。

晚上回到住处，崇祯坐在灯下，手里捧着一碗茶，思绪飘得很远。

他想到了左良玉在历史上的种种恶行，又想到了今天见到的那个规矩本分的军官。

同一人，同一张脸，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生轨迹。

是因为曹文衡吗？一个强势的、有手腕的文官上司，把左良玉这只未来的老虎关进了笼子里，让他不敢龇牙？

再加上新政推行顺利，军饷足额发放，他也没有理由去抢掠百姓。

至于后来的跋扈，是在明末天下大乱、朝廷无力约束武将的大背景下才爆发出来的。

如果这个天下不乱呢？如果朝廷始终能压得住武将呢？

那么左良玉，会不会始终是今天这个规矩的样子？

崇祯放下茶碗。

张献忠和李自成都可以走上不同的人生，那么左良玉，是不是也可以给他一个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