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雨水确实比往年多了不少，麦收时节刚过，就下了一场连夜的暴雨，好多人家在地里忙了一整天，赶在雨前把麦子抢收回来，心里都暗暗庆幸。

茶馆老板在雨停之后站在门口看天，又想起那个灰布长衫的中年人坐在角落里喝茶的样子，他不信命，可那年夏天，他逢人就说：“今年有个过路的先生提醒过我，说雨水会多，要早点收麦。”

听的人有的点头，有的笑笑，没有多少人当真。

与此同时，余怀真正走在一条泥泞的小路上。

雨刚停不久，路边的草叶上挂满了水珠，他的裤脚被打湿了半截，靴子上沾满了泥。他走得不急，偶尔停下来看一看路边的野草，又继续往前走。

他不知道那家茶馆的老板会把他那句话记上一整个夏天，就像他不知道自己留在京城的那几句话，会在另一座城里生长出不同的意义。

他只是走着，像一条不知道源头也不知去向的溪流，在它该出现的地方出现，在该消失的地方消失。

夏天来得平静。京城百姓的日子照常过着，街上的商贩、茶馆里的闲谈、城门口的排队，都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寿康宫里，太上皇崇祯已经能在院子里走上一整圈了，气色比去年冬天好了太多，有时会站在廊下看云，说几句闲话，有时什么也不说，只是坐着。

朱兴明有时候去寿康宫，会陪父皇坐一会儿，说说朝中的事，或是不说任何事。他望着父皇渐渐恢复的气色和步伐中重新显现的平稳，总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想起那个灰布长衫的背影。

有一回，孙旺财在旁边小声问了一句：“万岁爷，还要继续找吗？”

朱兴明摇了摇头：“不用了。”

他没有说为什么，只是望着窗外那片正被风吹动的树梢，像是已经在那阵风里找到了可以放手的理由。

在很远的一座山里，余怀真在一座小庙里住了下来。这座庙比之前那座土地庙稍大一些，但同样破旧，屋顶有几处漏雨，墙根长满了青苔。

他没有去修它，只是在偏殿里铺了一张草席，每天清晨打坐，午后去山里采药，傍晚回来时会在门前的石阶上坐一会儿，看着暮色从山顶慢慢漫下来。

山下的村子里有人听说山里住了一个采药人，偶尔会上来看病。他从不收钱，有时会留下几包草药，有时只嘱咐几句，从不接受酬谢。

村里人问他的姓名，他只说姓余，让村民叫他余先生即可。那座破庙渐渐被人收拾出来，漏雨的屋顶补了几片新瓦，门口的石阶也被扫干净了。

没有人记得他从哪里来，但也没有人在意。他坐在门前石阶上，望着远处连绵的山影，目光比从前更安静了，像是那扇已经关上的门，终于被风从外面轻轻带了一下，彻底合紧了。

消息传回京城的时候，朱兴明正陪崇祯在御花园里散步。孙旺财站在假山旁，把山西那边送来的最后一份报告念了出来。报告里说那个疑似余怀真的人已经在山里住下，不再移动了。

朱兴明听完没有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在回应一件他已经预料到的事。

崇祯慢慢走着，没有问那是谁的消息，也没有回头。日光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他的肩头，影子在青砖地面上拉得又轻又长。

他没有问那是谁的消息，也没有去辨认那些字的轮廓，他只是沿着那条被树荫覆盖的小路，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脚步比过去任何一年都更稳。

余怀真正式在那座破庙里住了下来。庙不大，正殿已经坍塌了大半，只剩下几根歪斜的木柱撑着一片残破的屋顶，倒是偏殿还算完整，三面墙都在，屋顶虽然漏雨，但还能遮一遮风。

他花了两天时间，用竹竿和干草把漏雨的地方补了一遍，又用石块在墙角垒了一个简易的灶台，从山下背了一口铁锅上来，算是安了家。

山里很安静，鸟鸣和风声是这里最响亮的声音。

他每天的生活简单而有规律。天刚亮就起床，打一套拳，用山泉水洗一把脸，然后坐在偏殿门口的一块石头上，摊开一沓厚厚的毛边纸，开始写东西。

那些纸是他从山下小镇的杂货铺买的，两文钱一沓，纸面粗糙，吸墨很快，字迹会微微洇开，可他不介意，他来山里就是为了写一本书的，一本把他这几十年来行医的经验、见过的病例、用过的药方，以及那些从崂山老道长那里学来的东西，一点一点记下来的书。

他写得慢，每天写上几页就停下来，把写好的纸铺在石板上晾干，然后收进一个布袋里。

布袋越来越鼓，他的字也越写越稳。_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