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数日，陈彦允几乎泡在了内阁的值房里。他调阅了傅海廉案的全部卷宗——不只是在谷大用值房里找到的那份，还有刑部存档的、大理寺备案的、都察院留底的，所有与这桩案子有关的文书，他一口气全调了过来，摞在案头，堆了厚厚一尺高。

他一份一份地看，一页一页地翻。有些卷宗的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角卷曲，轻轻一碰就要碎成粉末，他用指尖小心翼翼地捻着，像在拆一座随时会塌的纸塔。他看得很慢，但每一份都看得极仔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疑点一个个浮出水面，像暗夜里的萤火，微弱，但足够让人看清方向。

第一，贪污的赈灾银两去向不明。卷宗上写的是“白银三万六千两”，但没有账目，没有票据，没有任何能证明这些银两曾经存在过的证据。户部的账册上查不到这笔银两的调拨记录，国库的收支明细里也没有这笔银两的支出条目。三万六千两白银不是小数目，从调拨到支出，每一环都要留下纸面记录。但这些记录全部缺失，像是从未存在过一样。只有一纸供状，上面写着傅海廉的名字和一个红手印。供状的纸张是新的，墨迹是新的，与卷宗里其他泛黄的纸页格格不入——像是后来补上去的。

第二，傅海廉在狱中曾写血书鸣冤，但血书被压下，没有呈交皇上。卷宗里没有附上血书原件，也没有抄本，只在审讯记录中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犯官不服，妄图翻供”。这句话被写在审讯记录的末尾，字迹潦草，像是在匆忙中随手补上的。而那份审讯记录的纸张比其他页更白、更新，与其他泛黄的纸页形成了刺目的对比——不是同一时间归档的。

第三，主审此案的正是谷大用。延康元年，谷大用还只是司礼监的一个普通太监，没有品级，没有实权，连给皇上端茶倒水都轮不上他。但傅海廉案结案后不到三个月，他连升数级，一跃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从此权倾朝野，再也没人能撼动他的位置。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太监，因为主审了一桩案子就飞黄腾达——这不是巧合，这是交易。

陈彦允合上最后一份卷宗，靠进椅背里，闭上眼睛。傅海廉是被冤枉的。这一点他已经可以确定。但他还需要知道——是谁冤枉了他？是谁提供了假证据？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一切？这些问题，卷宗里找不到答案。他需要别的东西。

当夜，顾锦朝被叫到了书房。陈彦允将这几日调查的结果一一道来，语气平淡，像是在汇报一件寻常的公事。但顾锦朝注意到他眉心那道竖纹比平时深了许多，像是刀刻的一样。那份案卷上，有她外祖父的名字。这件事，她比他更想查清楚。

“卷宗里的证据太少，要翻案，需要更多的人证物证。”陈彦允端起茶盏抿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皱了皱眉但没有放下，“傅海廉已经死了十年，他的家人也被流放了，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当年的证人、经办人、主审官，大部分已经不在朝中了，要一个一个地找。”

顾锦朝端着茶盏，没有喝，目光落在烛火上，像是透过那簇跳动的火焰在看什么很远的东西。她忽然闭上眼睛，眉头微微蹙起，像是在用力回想什么。

“前世，我听说过一些关于傅海廉案的事。”

陈彦允放下茶盏，看着她。

她回忆得很慢，眉头紧蹙，嘴角微微抿着。那些前世的记忆像是沉在深水里的石头，她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它们打捞上来。说话的速度很慢，像是在浓雾中摸索前进。“有人说傅海廉是被冤枉的，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一个姓王的官员。那人原来是傅海廉的下属，傅海廉案发后，他主动提供了‘证据’，因此升官发财。后来他投靠了谷大用，一直活得好好的，当了大官。”

“姓王的官员？”陈彦允的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着。

“姓王的……”顾锦朝反复念着这个姓氏，“王……王振？不对，王振死得更早。王……王世贞？也不是，王世贞是后来才出仕的。王……”她的眉头越皱越紧，额头沁出了细密的汗珠，那些记忆像是指间沙，越是用力握，越是往下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