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括在黄河工地上待了两个月，就从一个垒石头的翰林变成了工地上不可或缺的人。不是因为他官大，是因为他会算。堤坝修多高，用多少石头，多少土，多少人工，他算得比谁都快，比谁都准。李谷刚开始不信，让他算了一段堤坝的用料。沈括算了一夜，第二天把数字报给他。李谷没说话，自己又算了一遍。算完之后，他抬起头，看着沈括，看了很久。“你以前算过？”沈括摇摇头。“没算过。但臣在翰林院看过几本算学的书。”李谷没有再说话。他把沈括的数字抄了一份，送到汴梁。柴宗训看完，批了两个字：“照办。”

从那天起，沈括就不垒石头了。他每天拿着图纸，在工地上走来走去，量这里，算那里。太阳晒得他背上脱了一层皮，嘴唇干裂出血，他也不在乎。民夫们刚开始叫他“沈大人”，后来叫他“沈算盘”，他也不恼，笑一笑，继续算。

“沈算盘，这段堤要多少石头？”一个老头蹲在堤基下面，手里拿着锤子，正在敲石头。他姓刘，是黄河边上的老石匠，修了一辈子堤，闭着眼睛都知道石头怎么垒。

沈括蹲下来，看了看那段堤基。“这段堤，长三十丈，宽三丈，高两丈。用青石打底，上面夯土。青石要两尺厚，三十丈长，三丈宽，两尺厚，要……”

他低下头，在地上划拉起来。刘老头也不催，蹲在旁边，抽着旱烟。烟锅子一明一暗的，在暮色中像萤火虫。

沈括算了半天，抬起头。“要六百方石头。”

刘老头吐了一口烟。“六百方？你算准了？”

沈括点点头。“算准了。”

刘老头没有说话。他站起来，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揣进怀里。“六百方就六百方。我去备料。”他扛着锤子，走了。

沈括蹲在那里，看着那段堤基。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凉丝丝的。他想起父亲。父亲要是还活着，也该是这个年纪了。他站了很久。

赵明义在大理寺待了一个月，就审了三个案子。第一个是偷鸡案，他把鸡送回了寡妇家。第二个是争地案，两家农户争一块地，争了好几年，打得头破血流。赵明义去看了那块地，量了尺寸，查了地契，发现那块地既不是甲家的，也不是乙家的，是官府的。他把地收回来，租给两家种，租金减半。两家都不说话了。

第三个案子，是杀人案。一个年轻人杀了人，杀的是他继父。卷子上写得很简单——“继父酒后行凶，殴打其母。年轻人失手，将继父打死。”赵明义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然后合上卷子。陈大人坐在堂上，看着他。“怎么了？”

赵明义沉默了一会儿。“这个案子，不对。”

陈大人问：“哪里不对？”

赵明义道：“卷子上说‘失手’，但验尸报告上写着‘脑后重击，颅骨碎裂’。失手，不会打那么重。”

陈大人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一丛竹子，竹叶被风吹得沙沙响。“你觉得是故意杀人？”

赵明义摇摇头。“不知道。但我想去看看。”

陈大人转过身。“去吧。”

赵明义走了两天，到了那个村子。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靠着种地过活。年轻人的母亲姓李，四十出头，瘦瘦小小的，脸上全是伤。青的，紫的，新的盖着旧的。她站在门口，看见赵明义，腿一软就跪下了。“大人，我儿子不是故意的。他是为了救我……”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赵明义扶她起来。“大娘，你慢慢说。”

李寡妇擦了擦眼泪。“他爹喝了酒就打我。那天打得太狠了，拿棍子打，我躲都躲不了。儿子看不下去了，从后面推了他一把。他摔倒了，头磕在门槛上。就磕了一下，人就没了……”

赵明义问：“你亲眼看见的？”

李寡妇点头。“看见了。他就推了一把，没打他。门槛上有血，我擦了好几天才擦干净。”

赵明义没有说话。他走进屋里，看了看那道门槛。门槛是石头的，棱角很尖，上面还有暗红色的印记，像是血。他蹲下来，摸了摸，又站起来。他去了邻居家，问了好几个人。有人说那继父不是好东西，天天打老婆；有人说那年轻人孝顺，从不惹事；有人说那天晚上听见哭声，听见喊声，听见“咚”的一声，然后就安静了。赵明义问了一圈，心里有了数。他回到大理寺，把案子的经过写下来，放在陈大人桌上。陈大人看完，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张寒在户部待了一个月，就把江南粮价的事查清楚了。他没有出京，只是每天坐在户部的衙门里，翻账册，算数字。算到第二十天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

“秦大人，”他抬起头，“江南的粮价涨了四成，但江南的粮食并没有少。去年的收成和往年差不多，今年还比往年好一些。粮食没有少，粮价却涨了，说明有人在囤粮。”

秦墨放下算盘。“你查到是谁在囤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