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寒在户部查了三个月的账，查出了一件事。户部每年都要拨一笔银子给工部，用于修桥铺路。这笔银子数目不小，但工部报上来的账目却很简单，只有几行字——“某年某月某日，修某桥，用银若干。某年某月某日，修某路，用银若干。”没有明细，没有图纸，没有验收。

张寒把近三年的账目翻出来，一笔一笔地对，对到第三遍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件事。有一笔银子，说是修汴梁城外的官道，拨了五千两。但他去过那条官道，路面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泥泞不堪，晴天尘土飞扬，根本不像是刚修过的样子。他把这件事记下来，去找秦墨。

“秦大人，这笔银子有问题。”

秦墨看了一眼。“你觉得银子去哪儿了？”

张寒道：“下官不知道。但下官想去看看。”

秦墨没有马上说话。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阳光很好，院子里的老槐树绿得发亮。“去看吧。但别声张。查清楚了，再回来告诉我。”

张寒拱了拱手，退了出去。

他去了汴梁城外的官道。官道确实很破，坑坑洼洼的，马车走过去，颠得人骨头疼。他沿着官道走了十几里，找到几个住在路边的农户。一问才知道，这条路根本没修过。上次修路，是三年前的事了。他问农户：“朝廷拨了银子修路，你们知道吗？”农户摇摇头。“不知道。没见有人来修过。”张寒又问：“那你们知道银子去哪儿了吗？”农户想了想。“听说被县太爷拿走了。县太爷修了自家的院子，还娶了一房小妾。”

张寒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看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官道，看了很久。然后他转身走了。回到汴梁，他把查到的事告诉了秦墨。秦墨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这件事，你做不了主。我去告诉陛下。”

当天下午，柴宗训在御书房里听了秦墨的禀报。他没有发怒，也没有下旨抓人。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站了很久。

“传旨给张寒，让他继续查。查清楚了，把证据拿来。没有证据，不能抓人。”

秦墨应了一声，退了出去。

沈括在黄河工地上又待了一个月。堤坝修好了，民夫们都走了，工地上只剩下几个人，看守着那些石头和工具。刘老头也走了。走的那天，他站在堤坝上，看了很久。风吹过来，带着河水的腥气，凉丝丝的。他蹲下来，摸了摸那些石头，摸了一遍又一遍。

“沈算盘，这堤坝，能撑多少年？”

沈括站在他旁边。“五十年。一百年。只要每年加固，就不会垮。”

刘老头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五十年够了。我活不了那么久。但我儿子能看见。”他扛着锤子，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沈算盘，开渠的事，别忘了。”

沈括点点头。“不会忘。”

刘老头笑了。那笑容很淡，像是松了一口气。他转过身，走了。

沈括站在堤坝上，看着他的背影越走越远，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黑点，消失在官道尽头。他站了很久。风还在吹，河水还在流，堤坝稳稳地卧在那里。他蹲下来，摸了摸那些石头。石头是凉的，但很稳。他站起来，转身走了。

回到帐篷里，他铺开一张纸，拿起笔，开始画图。画的是开渠的图。从黄河引水，沿着堤坝，一路往南，灌溉两岸的农田。渠要多宽，多深，多长，用多少石头，多少土，多少人工，他一样一样地算，一笔一笔地画。画到半夜，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他抬起头，揉了揉眼睛。窗外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风吹过来，帐篷的布幔轻轻晃动。他低下头，继续画。

赵明义在大理寺待了四个月，审了二十几个案子。偷鸡的，争地的，杀人的，放火的，骗婚的，每一个案子，他都去看，去问，去想。看现场，问证人，想前因后果。看完了，问完了，想完了，才判。陈大人从不催他，也不问他。只是把卷子放在他桌上，等他判完了，拿起来看一看，点点头，又放下一份。

但有一个案子，赵明义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明白。是一个抢劫的案子。一个年轻人抢了别人的银子，被抓住了。银子还了，人也认了罪。按律，该打五十大板，关三年。但赵明义去看了那个年轻人，发现他是个瘸子。瘸子怎么抢劫？

他问年轻人：“你怎么抢的？”

年轻人低下头。“我用刀逼着他，让他把银子拿出来。”

赵明义问：“你的腿怎么了？”

年轻人沉默了一会儿。“小时候摔的。摔断了，没接好，就瘸了。”

赵明义又问：“你瘸了，怎么追得上人家？”

年轻人没有说话。

赵明义去了案发现场，问了好几个人。有人说看见一个瘸子拿着刀，有人说没看见，有人说看见了也不敢说。问了一圈，什么也没问出来。他回到大理寺，把案子的经过写下来，放在陈大人桌上。

陈大人看完，没有说话。他拿起笔，在卷子上批了几个字——“证据不足，发回重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