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一些内容隐晦、但指向明确的手抄诗文稿件，开始在济南城内部分有骨气的文人、教师、报馆编辑、乃至一些有良心的伪政府小职员之间，秘密流传。

“读史有感，斥某无行文人。沐猴竟敢戴儒冠，曲学阿世媚豺狼。圣贤书卷遮羞布，尽是摇尾乞怜状！可记昔年韩府事，摇唇鼓舌谋稻粱。妻病无钱典钗裙，却向寇仇卖文章。孔孟有知应垂泪，华夏岂容此辈狂？寄语城中读书子，莫将气节换糖霜！”

“辨‘亲善’文，与友人书。近闻有宵小，拾东洋之余唾，饰侵掠以文辞，妄‘同文同种’、‘文化交融’。呜呼！此真滑天下之大稽也！夫文化者，民族之魂魄，精神之血脉。我中华文明，煌煌五千载，仁爱忠信，礼义廉耻，铸就我民族脊梁。今寇仇持刀兵而至，毁我宗庙，戮我父老，复欲假惺惺学我文字，效我礼仪，其用心何在？不过欲行‘以华制华’之故伎，乱我人心，毁我根基耳！犹记昔年，金人亦学汉制，元虏亦尊儒术，然后何如？其烧杀掳掠之本性能改乎？今之倭寇，其暴虐百倍于前，乃欲以数粒糖果，数张照片，掩其滔天罪恶，欺我万千黎民，是欺我中华无人耶？凡我同胞，务必擦亮双眼，勿被其巧令色所惑。文化之尊严，在于自主，在于传承，在于用以保家卫国，振兴民族，绝不可为虎作伥，沦为寇仇粉饰太平之工具！慎之，戒之！”

这些文字，没有公开署名，但那熟悉的文风笔力，那力透纸背的愤慨与忧思，那引经据典的驳斥与呐喊，很快让圈内人猜到了出自谁的手笔。冯一诚的耿介刚烈，钱守义的渊博犀利，透过字里行间，扑面而来。

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巨石。这些手稿被悄悄传阅，被低声议论，在茶馆的雅间，在学校的宿舍，在报馆的排版间，在一切日伪耳目难以触及的角落，迅速传播开来。王福成那些不堪的过往，被一件件抖落出来；他那些为日寇张目的荒谬论，被逐条批驳得体无完肤；宫本千代试图营造的“文化亲善”假象，被无情地撕开，露出其下“以华制华”、“文化殖民”的险恶用心。

“听说了吗？那个给鬼子当老师的王福成，以前就是个趋炎附势的小人！给韩复榘拍马屁，韩倒台了就像丧家犬！”

“何止！他老婆病重都没钱治，现在倒好，穿上绸衫给鬼子讲《论语》了！他讲的哪是《论语》，是卖国经！”

“冯老御史和钱教授都发话了，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是骨头，是气节，不是给鬼子擦胭抹粉的！”

“就是！鬼子杀了我们多少人？占了我们多少地？现在弄个二鬼子讲几句之乎者也，发几块糖，照几张相，就想让我们忘了血海深仇？做梦！”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看着那些报纸上的照片那么别扭，原来都是演的啊！呸，恶心！”

流蜚语，讥讽嘲骂，如同无形的瘟疫，在济南城的大街小巷蔓延。开始还只是在文人圈子和部分有见识的市民中流传，很快，就连拉黄包车的车夫，卖菜的老农，茶馆里说书的先生，都或多或少听说了“王福成”这个名字，以及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的无耻和背叛。

王福成起初在泺源公馆里，还沉浸在“座上宾”的虚荣和日本人提供的优渥生活中，对外面的风潮懵然不知，或者假装不知。他依旧每天穿着体面的新长衫，在讲习室里对着一群心不在焉的日本军官摇头晃脑，说着那些他自己都未必全信的“中日亲善大义”。偶尔出门，也是在日本兵的严密护卫下，匆匆来去，对街边行人投来的异样目光，他选择视而不见，心中甚至有些不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你们这些愚民，懂得什么文化，懂得什么大势所趋？”

但很快，他感觉到了不对劲。以前那些见了他还勉强点头哈腰的旧相识，现在远远看见他就绕道走，或者干脆装作没看见。他去以前常去喝茶的“清韵阁”，掌柜的虽然不敢赶他，但那笑容僵硬，端上来的茶也是陈茶，水都不太开。更让他心惊的是，一天清晨，他居住的公馆侧门门板上，不知被谁用木炭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大字：“汉奸先生，早登极乐”。虽然很快被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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