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明把纸放下，又拿起笔，在最后写了一段：

“我深知自己的行为给国家造成了损失，给供销社抹了黑，给组织添了麻烦。我愿意退赔全部赃款，但目前家中积蓄有限，无力一次性还清。

我恳请组织允许我分期退赔，坐牢也好，劳改也好，出来以后，我砸锅卖铁也要还上。恳请组织看在我是初犯的份上，从轻处理，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写到这里，他停住了。

初犯？他不是初犯。五年了，一年又一年，一次又一次，哪来的“初犯”？可他还是写了。写了总比不写好。

老丈人说了，主动交代，积极配合，退赔到位，组织上会考虑从轻。

从轻……是从多轻？五年？三年？他不知道。他只知道，这笔钱他还不了。还不了，就得坐牢。坐多久，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不能把老家牵扯进来。侄子们还小，日子刚过起来，不能因为他，把一家人都毁了。

杨建明把写满了字的纸折好，塞进信封里。信封上写了几个字：“李保国组长收”。

他把信封搁在桌上，靠着椅背，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煤油灯又晃了一下，火苗矮下去，眼看就要灭了。他没有去拨，就那么坐着，看着那点火光一点一点地矮下去，矮下去。

渐渐地，脑子里浮现出槐花那张腊黄的脸。

还好，还好贩卖古董一事没有被揪出来。

只要贩卖古董一事没有被揪出来，其它没有凭证的交易就都是安全的，同样挖不出来。

槐花这小媳妇，终究还是懂分寸的，没有令他失望。

也不枉他当初多给了她10块钱。

“建明。”

声音从门口传来，轻轻的，像是怕惊动什么。

杨建明转过头，看见媳妇站在门口，披着一件旧棉袄，头发散着，眼睛红肿，脸上还有泪痕。

“你还没睡？”他问。

“睡不着。”她走过来，在桌边坐下。看了看桌上的信封，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

“媳妇，”杨建明开口，声音很低，“我对不起你。”

蔡淑珍的眼泪又下来了。她没擦，就那么坐着，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

“我要是进去了，”他接着道，“你带着孩子，去找爹。爹会帮你的。”

“你别说这种话……”声音发颤。

“我不是说这种话，”杨建明打断她，“我是跟你说实话。爹在那个位置，又在镇上这么多年。我不在，你们母子三人……也只能指望他了。”

她没接话，只是哭。

他看着她，心里头像被人挖了一块。他伸手，想拉她的手，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

“淑珍，”杨建明叹息一声道，“老家那边……你帮我瞒着。别让爹娘知道。能瞒一时是一时。”

蔡淑珍抬起头，看着他。

“他们不知道我在供销社干了什么，”他道，声音越来越低，“他们只知道我拿钱拿东西回去。要是知道了……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侄子们还小，弟媳妇要是知道了，弟弟的家就散了。”

他说不下去了。

蔡淑珍看着他，哭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我帮你瞒着。”她道，声音又低又哑。

杨建明松了一口气，又觉得心里头像压了一块石头，更重了。

他想起四弟死的那天，娘抱着四弟哭，爹蹲在门槛上抽烟。他想，要是家里有钱，四弟就不会死。所以他拼命地挣钱，给爹娘看病，给弟弟们盖房、娶媳妇。给妹妹置办好的嫁妆，让她们体面地出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