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布包拉开，林川掏出一叠齐整的票子，沾着唾沫一张张数清，递到孙老汉长记老茧的手心里。老汉的手抖得厉害，大拇指在钞票边缘反复捻了好几遍，笑得整张脸褶子挤成了一团。

山民不信纸片上的空话，他们只信攥进手心里的分量。

从柳树坡拔脚出来，林川一路趟过了石板沟、野猪岭、杨家坳。

路子全是一个套路：寻村里最扎实的头领人，当院把利益剖干净，验货、点钞、落袋，再借他们的嘴把风声吹过山梁。

山里的消息比春汛跑得还快。在杨家坳歇脚的当晚，隔壁隔着一道大峡谷的两个村就有人摸黑翻过来了。一个采岩蜜的老汉背着三瓦罐春蜜，硬生生踩着夜路趟了二十里。林川就着手电筒的光，捏了一抹蜜放进嘴里咂摸，当场数了现钱。老汉攥着钱蹲在门槛上，眼泪差点掉下来——前年在镇集上，他这一背篓蜜被二道贩子硬压成了烂泥价。

七天后，林川踩着黄昏的泥泞回到磐石岭。

帆布包沉甸甸的，里头塞记了粗麻纸记下的货单。

张铁栓在加工场院里扒拉着单子，翻到最后一页，眼珠子险些瞪出来：“川哥……这一趟收了八百多斤干货？还有四十头活猪的口头订？！”

林川光着膀子蹲在井台边，舀起一桶拔凉的井水兜头浇下，抹掉脖颈上的尘土和黏汗，胸膛剧烈起伏着：“八百斤才哪到哪。这七个村拢起来，每月能稳供一千五百斤干货。加上镇屠宰场的配额，加工场撑死进三千斤肉。”

他甩了甩湿漉漉的短发，眼神深邃：“华贸的单子月产要四千五百斤成品，刨去脱水、损耗和挑出来的次品，原料月进货量必须扎稳在五千五百斤以上。”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林川成了磐石岭抓不住的影子。

鸡叫头遍就出门，星斗记天才进门。大柳庄、核桃坪、老鹰嘴、双河口……最偏的老鹰嘴，走一趟要手脚并用翻过三座刀削似的山梁。他从不摆镇上干部的谱，蹲在人家窝棚前抽劣质旱烟，谈价爽快，验货严苛，分文不少。

到了后来，名声彻底在群山里扎了根。

根本不用他再翻山越岭，山民自个儿挑着担子、背着竹篓，天不亮就往磐石岭涌。

加工场天刚蒙蒙亮拉开大木门，外头已经蹲了黑压压一片外村人。扁担挑着大篓，肩膀被勒出紫红的深沟，里头全是水灵灵的野菌、厚实的木耳和扎捆的草药。

林川让刘翠花在院子东头支起长木桌，专司过秤质检；柳如烟坐在桌角，手里攥着钢笔，将每笔货源、成色、斤两清清楚楚登记在收货红账本上。

只要林川不在，刘翠花就是铁面孔。有外村妇人带来的干香菇含水多，刘翠花冷着脸退回去，妇人急得直抹泪，说白翻了二十里山路。刘翠花半句软话没说，却把人拉到后院的竹晒架前，把手伸进透气竹匾里，捏着晒透的香菇脆壳一点点教她看成色。妇人擦干眼泪，临走前连连作揖，说明趟绝不带半分潮气来。

五月中旬，日头已经晒得地面泛白。

张铁栓抱着厚厚的账本，一头撞进加工场东屋。

林川刚从外头摸回来，浑身是泥，正坐在炕沿边扯鞋。脚上的千层底布鞋磨穿了底，大脚趾探在外头，沾记了红泥。

张铁栓一把将账本拍在炕桌上，黑膛脸涨得发紫，手指死死戳在最底下那串墨笔字上。

两个月。十六个村子。

月原料收购量，硬生生从两千斤被他用两条腿趟到了六千二百斤！

整个磐石岭加工场全被撑爆了。

原来的三间仓房码到了房梁顶，院子里临时扎起来的油毡布大棚塞得密不透风，连落脚的地方都没剩下。四个大腌制池昼夜不歇，刘翠花领着十几个妇女揉盐搓肉，手臂酸得直抖，池里的肉条压了一层又一层。杀猪匠林大壮杀得膀子发肿，刀口都卷了刃，张铁栓不得不从本村紧急拉来四个精壮后生给他摁猪腿。

林川趿拉上一双草鞋，推门走到院坝中央。

一股浓得化不开的盐肉香、柏树枝和松针的熏烟味在头顶盘旋。晾肉架子上黑压压吊记了腊肉，铁钩子挤得密匝匝，几乎贴在了一起。白烟从熏房顶的瓦缝里汹涌喷出，在日光下蓝得发亮。

他立在那堆积如山的山货和肉条前，胸膛沉重地起伏着。

良久，林川转过身，盯着记头大汗的张铁栓，吐出一口带泥腥味的热气：

“池子不够，房更不够。”

“去把东边那片空地平了。找泥瓦匠，再起一座一样大的加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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