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花走后第三天，陈老师找到了加工场。
那天下午林川正蹲在腌肉池子边上，拿竹签子翻了翻新泡的卤水。张铁栓从院子门口跑进来，说陈老师来了，脸色不太好看。林川把竹签子搁在池子沿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八仙桌旁边。
陈老师站在院子门口，身上的灰布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手里紧紧抱着一个牛皮纸袋子。林川让他坐下，让张铁栓倒了碗热茶。陈老师没顾上喝，把牛皮纸袋子沉沉地搁在八仙桌上，从里面抽出一沓作业本。作业本大大小小不重样，有供销社买的田字格本，也有黄草纸自已用棉线钉的，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学生的名字。
“林村长，学校里现在有三十三个学生了。”陈老师把作业本摊开，拿干燥裂口的手指头点着最上面那本，“柳树坡来了五个，赵家沟来了四个，杨家坳来了三个。娃娃们从早到晚挤在那间教室里，一二三年级坐左边，四五年级坐右边。我上午教左边认字，下午教右边算数，嗓子从早扯到晚，作业批到半夜。”
林川拿起一本作业本翻了翻。封皮上写着“赵小虎”三个字，铅笔写的，笔画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压得很重。翻开里面是算术题，五十以内的加减法，批改的红墨水字迹工工整整。
“我想请林村长再找一个老师。”陈老师把茶碗端起来喝了一大口，嗓子磨得像沙纸刮木头，“我一个人实在教不过来了。再过两个月还有几个外村的孩子要过来，到时侯三十大几号人挤在一间教室里，一个老师两张嘴也教不过来。”
林川把作业本合上搁回桌上。他掏出根烟叼在嘴上点着了，抽了两口，青白烟雾缭绕在眼前。靠陈老师一个人教三十三个孩子的辛苦，他心里有数。那个教室他每个月都去看，夏天闷得跟蒸笼似的，冬天北风从墙缝里灌进来，陈老师站在讲台上拿粉笔写字，手指头冻得通红发紫。
“要男的还是女的。”林川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沉声问。
“女的最好。”陈老师说，“一三年级的娃娃年纪太小，女老师细心些，照顾得住。”
林川点了点头，说这事他来解决。
第二天一早林川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他没去教育局，先去找了县小退休的老校长。老校长姓王，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退休之后在家带孙子。林川在他家院子里坐了半个钟头，把事情说了一遍。
王校长听完，摘下老花镜擦了擦，说他认识一个姑娘，姓方，叫方秀兰，今年二十三岁，县师范学校去年毕业的，分在县小教了一年书，教得不错，就是县小不缺老师，一个月只让她代几节副课。这姑娘心气高，想正经带一个班，听说偏远村子缺老师就跟校长提过两回想去支教，校长没放人。
林川从王校长那里要了方秀兰的地址，骑着自行车去了县城东街。方秀兰家住在一排平房最里头那间，门口种了一棵石榴树。林川敲门的时侯方秀兰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袖子卷到手肘上面，露出一双雪白纤细的手臂，手上全是肥皂沫。她听见敲门声，在围裙上擦擦手过来开门，看见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粗粝的陌生男人，愣了一下。
林川把来意说了。方秀兰听完，那双清亮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她没进屋，就站在院子里问他磐石岭小学多少个学生、几间教室、有没有黑板、教材够不够。问得很细，一样一样问，林川一样一样答。问到最后，方秀兰把湿手在裤子上蹭了两下，说她要去看一眼。
当天下午方秀兰就跟着林川的自行车后座去了磐石岭。从县城到磐石岭二十多里山路，自行车骑了一个多钟头。到了村口老银杏树底下，方秀兰从后座上跳下来，两条腿都发麻发软，她弯腰拍了拍裤腿上的土，抬头看见村小学那排青砖房子，眼睛直了好一会。
学校比她想得小得多。一间教室一间办公室一排厕所，操场是夯土地，篮球架子是两个木头桩子钉了块破木板。教室里摆着十几条长条桌，桌面被好几茬学生刻得坑坑洼洼，黑板是木板刷了黑漆，漆面已经磨得发白发亮。靠墙角的屋顶上有个脸盆大的破洞，拿油毡布蒙着，山风一吹，油毡布呼啦呼啦响。
方秀兰站在教室门口往里看了一圈，目光在那块磨白了的黑板上停了好一会。陈老师正在给三年级的学生上算术课，左手拿着课本右手拿着粉笔，粉笔头短得都快捏不住了。教室里三十三个孩子，大的一桌塞三个，小的一桌塞四个，坐在后排的几个赵家沟来的孩子个子大些，膝盖顶着前桌的木板顶得桌子往前滑。
方秀兰转过身看着林川，极其干脆地说她要留下来。
林川问她有什么要求。方秀兰想了想，说要个住的地方，工钱按代课老师标准给就行。林川当天就让张铁栓带人把学校旁边那间空屋子收拾了出来，墙壁重新刷了白灰，窗户糊了新绵纸，又从加工场搬了一张条桌一张板凳一张木板床过去。苏婉儿从家里拿了一床新棉被和新褥子，邹巧妹送了一盏煤油灯和两斤煤油，柳如烟把她那套多余的搪瓷脸盆和毛巾也拿了过去。
方秀兰第三天就背着铺盖卷和一口藤条箱子来了。藤条箱子里装着课本、教案本、一支钢笔和一本《新华字典》，字典的封皮用牛皮纸包着，边角磨得起了毛。她那天穿了件藏蓝色列宁装，扎着马尾辫，脚上穿了双黑布鞋。村里人听说新老师来了都围在学校门口看，几个婆子交头接耳说她看着太年轻了，不知道能不能管住那帮皮猴子。
方秀兰没让他们嘀咕太久。她进教室第一件事，是把三十三个孩子按年级分了座位，左边一二三年级，右边四五年级，中间空出一条走道。第二件事，她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了自已的名字，方秀兰三个字横平竖直，粉笔字写得比县城小学的老师还漂亮。第三件事，她把手背在身后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看着底下那帮孩子，说今天第一节课不学课本，教大家唱首歌。
孩子们全呆住了。陈老师教了一年多从来没教过唱歌，他嗓子不好，唱歌跑调能从磐石岭跑到柳树坡去。方秀兰清了清嗓子，开始教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她的声音又清又亮，像山涧里刚化的雪水，干干净净地从教室里淌出来，顺着操场飘进老银杏树底下。
“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
孩子们一开始不敢张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嘴唇动了又闭上。方秀兰也不着急，带着他们一句一句唱，唱了三遍之后，坐在第一排的大牛第一个跟上了。他嗓子粗愣愣的，唱走调能拐到后山去，但他唱得特别大声，把旁边的赵家沟几个孩子全带起来了。到第五遍的时侯，教室里三十三个孩子扯着嗓子一起唱，歌声从那个破洞的屋顶里冒出去，飘进了后山松林，连加工场院子里挂腊肉的工人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侧着耳朵听。
方秀兰站在讲台上，马尾辫随着节拍一甩一甩，手里的教鞭当成了指挥棒在空中划着拍子。她唱到“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的时侯，一缕山风正好从窗户里吹进来，吹得她的马尾辫往后飘了一下，也吹得孩子们的声音传出了好远好远。陈老师坐在办公室门口批改作业，听着教室里的歌声，手里的红笔停了半天没落下去。他已经大半年没听过孩子们这么大声地说笑了。
孙小草第一次听见方秀兰讲课的声音是在加工场院子里。那天她刚从草药地回来，端着一簸箕新采的艾叶准备搁在院子里晾晒，忽然听见山脚那边飘过来一阵歌声，是孩子们的声音，齐刷刷的，调子比她听过的任何山歌都好听。她端着簸箕站在院子里听了好一会，铁蛋趴在老松树底下歪着脑袋也听。
第二天傍晚收了工，孙小草往山脚走。她走到学校教室后墙根底下没再往前，那个位置正对着四年级的窗户，方秀兰在给高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讲的是《小狮子爱尔莎》。她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来，字字分明，每个音都咬得清脆异常，读到爱尔莎的句子时声音柔得像落水的水花，读到猎人的描写时又带着股沉压压的劲儿。
孙小草背靠着泥墙，把身子蜷缩在阴影里。
盛夏的黄昏，泥墙被烈日暴晒了一整天，此时贴上去，热烘烘的力道直透衣背。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薄的蓝布褂子被汗水浸得半湿，贴着细窄的背脊，勾出少女刚抽条的、柔韧如嫩竹般的身段。她那一小截白生生的后颈上沁着细细密密的汗珠，在余晖下亮得扎眼。
孙小草微微弓着腰，右手食指无意识地一下又一下，抠着墙缝里干裂的干泥巴，指尖上沾了黄泥，她也顾不上拍。
方秀兰的课讲得太勾人了。她会讲非洲草原上比人还高的荒草，会讲长江黄河里翻滚的巨浪。孙小草听得入了神，胸口里那点子泥巴地里刨食的自卑，被这泉水一样的声音一字字洗得干净。她那双黑亮黑亮的眼睛死死盯着窗缝里漏出来的一星半点粉笔灰，喉咙微微干渴地动了动。
从那以后，孙小草天天收工都往后墙根底下一缩。她带了一块废油毡，坐在地上，抱着膝盖。里头老师念一个词，她就在地上的黄泥里拿指头画一个词，横平竖直。写记了，就用鞋底抹平，再写。凭着那股子拧巴巴的狠劲，半个月下来，她生生在地上抠明白了五百来个字。
半个月后的一天傍晚，下课铁钟“当当”响过。
方秀兰抱着教案一拐弯，正好撞见墙根底下的孙小草。
十八九岁的姑娘，两条粗实的麻花辫沉甸甸地垂在胸前，掐着细细的腰身。她正蹲在地上，那根白嫩嫩的手指头上记是泥，在地上划拉着“慷慨”两个字。
方秀兰放轻了脚步走过去，看着地上工整的字迹，眼里记是惊艳。
“在墙根底下听能听得全？怎么不进教室里坐着，有空位置。”方秀兰声音又柔又轻。
孙小草惊得一激灵，像是被针扎了屁股似的，猛地站起身。她脚下一滑，踩了空，身子一歪。方秀兰赶忙伸手扶了她一把，隔着薄衣裳，只觉得这姑娘的胳膊细细软软的，可身上烫得跟个小火炉似的。
“我……我路过，没想碍事。”孙小草整个人僵得像块石头，那一抹红潮从她细嫩的脖颈子一路烧上了耳尖，连带着锁骨那片皮肉都烫得厉害。她手忙脚乱地把沾记泥的手往身后藏，别过脸去，连头都不敢抬，声音细得跟蚊子哼哼似的。
方秀兰看着她那双浸记慌乱却又亮得惊人的眼睛，温声说教室大门随时为她开着。